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
在福建涂岭，拆迁户不同意搬迁，开发商纠集人一起冲进家门，户主的儿子最终被砍死，头部中三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二十三岁，一脸稚气，胡子还没怎么长，腮边连青气都没有。我去时是五个月后，门框上还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采访时开发商已在狱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给他看，他面无表情：“不认识。”
我说：“他跟你名字一样，叫蔡惠阳。”
他一脸意外的模样。
“这是你们杀死的人。”
“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
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着他。
“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
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
他两眼圆睁：“停了？”
“对。”
“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我问。
“报批了。”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
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
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畅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看来，简直让人狂喜。
我和老范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说他不接受电视访问，拿过我的策划稿看一眼，里面都是以往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