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句话记载在宋人叶梦得所作的《避暑录话》中，用以说明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受欢迎程度：“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这句话现在被演绎为“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充分说明金庸（本名查良镛）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从1955年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封笔的武侠巨作《鹿鼎记》，金庸的武侠小说获得最广泛的读者群：无论文人、商人，还是科学家或政治家，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生，可以说不分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都有“金庸迷”。换句话说，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于是有人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查良镛的武侠小说。2009年3月28日晚，由香港凤凰卫视发起、联合中国新闻社《北京青年报》《明报》等共同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年过八旬的金庸先生荣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9月10日，中国作协七届八次主席团会议全票通过决议，聘请作家金庸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西洋的《三个火枪手》或者日本的《宫本武藏》都不能视为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范围，绝不仅限于华人世界，其武侠小说也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英文版较早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雪山飞狐》（foxvolantoftain,1993年版）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theauldron,1998年版）；法语版有《射雕英雄传》；日语版则是由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全集，并且多次再版。此外，东南亚地区已先后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译本，1995年出版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汉语简体版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韩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12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直到2009年，金庸才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他的韩文版作品。希伯来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在以色列大学生中也大受欢迎。
二、初识金庸、痴迷武侠到成年人童话
初识金庸武侠小说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从小到大，虽然自己不算乖乖儿、优等生，但还算是父母庇护下的“听话者”、老师教导不折不扣的“执行者”。一般父母老师不允许做的事情，大多还是不做的，虽然很多时候内心也“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还记得1986年正在县城城关中学读初二，班上坐在后面的几个成绩不太好的男同学总是鬼鬼祟祟进行着什么“勾当”。我努力地凑过去想了解一下，被他们坚决地排斥开了。趁着他们一个疏忽，我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正在看一套名为《射雕英雄传》的书籍。这套书的具体出版社及出版年代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被印成了七至八册的模样，大家都在抢着要看。除了那个直接从外面借回来的同学外，其他没有一个同学是从头看起的，拿到哪本就看哪本，没有看到开头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赶时间（估计租金不便宜），大家基本上都在上课时看，压在课本的下面偷偷看。今天看来，这种做法虽然被视为“大逆不道”，却似乎是很多同龄人的做法，如报纸上就有人提到当年其为防止被老师发现，只能把小说放在抽屉里，然后把教科书摊开遮住大半本书，从教科书的缝隙中“逐行扫描”。在我的苦苦哀求和“向老师报告”威胁的双重作用下，终于也得到了看一节课的特权，就是这短短的一节课时间，我开始认识了黄蓉、郭靖、周伯通、欧阳锋等形形色色的角色，开始了我的武侠之旅。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逐渐进入了他们的圈子，开始广泛地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实，所谓的“广泛”，说法并不科学，当时也就是对《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少数几部经典的反复阅读。后来，觉得老是看别人借的书不好意思，决定自己购买一套《射雕英雄传》。犹豫了好几天，终于某日期期艾艾地走到书摊（当时的新华书店没这种书卖）老板面前，老板偷偷摸摸地从书摊下面拿出了两本淡黄色封皮、十六开本的《射雕英雄传》（上下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版）：“4元，要不要？”我看了看标价，明明是“3.60元”，老板要黑我0.4元。要知道我当时每天的早餐费也就0.2元，一般可以节约下4-6分钱，四元钱相当于我三个月早餐结余！犹豫再三还是买下，这套书后来被看了多少遍已经数不清楚了，只知道终于在某天晚上被父亲发现压在英语书下面偷看时，怒火中烧地撕为两半，直到高考完毕后才允许我将其黏合复原。
中学时光看武侠小说，似乎是一件极为“大逆不道”，也被老师家长所强烈批判，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事情。到了大学期间甚至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