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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林清瑕平时胆子有些小，差点顶不住宝岛方面对其参演电影《最后的贵族》所施加的压力，但在这个场合里，绝对是气场十足，应对自如。
在亲友团的欢呼声中，林清瑕和邓俪珺拥抱了一下，然后袅袅婷婷地走到台上领奖，没有那些夸张的热泪盈眶、痛哭流涕，诚挚的感言当中，着重地感谢过了父母这么多年以来的照顾后，便举止得体地重新回到座位——没有超时一秒，俨然就是一位淡定姐，看得唐焕也不禁哑然失笑。
泰德·透纳鬼鬼祟祟地轻推了一下首富先生，低声说道：“好吧，我承认你搬回一分，但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唐焕瞥了一眼不时地和泰德·透纳眉来眼去的简·方达，玩味地回答，“信不信明年我就和你打平手？”
泰德·透纳的目光转到林清瑕的方向，断然反驳道：“不可能，你再伸手的话，就真要犯众怒了。除了《花木兰》之外，获得最佳男主角的《华尔街》出自20世纪福克斯，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月色撩人》出自米高梅，奥斯卡金像奖都快被你不知不觉地包圆了。”
“这可不能怨我贪心。”唐焕一脸的无辜，“谁让另外的大电影公司，把心思分散到了其它方面呢。”
这时候，埃迪·墨菲站在台上颁发最后一个奖项——最佳影片。这位黑人喜剧明星主演了1984年的《妙探出差》和1987年的《妙探出差续集》，每部的美国国内票房都过亿美元，着实让派拉蒙大赚了一笔，其本人也一跃成为票房的保证。
插科打诨了一通后，埃迪·墨菲开始宣布最佳影片的归属，不出所料地又颁给了《花木兰》，林清瑕和李翰祥共同上台接下了这一奖项。
如此一来，《花木兰》得以重现了一个记录——成为继1958年的《金粉世界》之后，第一部9项提名全部获奖的电影。
事实上，电影《花木兰》之所以如此大丰收，固然有唐焕这个背后推手发挥公关作用的原因，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其受欢迎程度是有目共睹的。
荣登1987年美国票房榜首的《花木兰》，在暑期档热映之后，依然有屏幕为其保留位置，并持续到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前后。
用具体的数字来说话，截至1988年2月16日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公布时，所有5部获最佳影片奖提名的电影，在美国的票房总收入为4亿多美元。其中，《花木兰》贡献了一半多的份额，《致命诱惑》以1亿4229万5229美元位居次席，之后分别为收入3671万2098美元的《收播新闻》、收入2536万9070美元的《月色撩人》、收入1191万2886美元的《末代皇帝》。
由此可见，《花木兰》是多么地有观众缘。而当中不乏风云人物，比如著名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贝蒂·弗里丹。尤其后者，堪称粉丝。
做为20世纪60年代晚期女性_解放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闻名世界的贝蒂·弗里丹，往往以典型郊区家庭主妇的身份示人。
早在1949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贝蒂·弗里丹获得了产假；但五年后其为生第二个孩子申请产假的时候却被炒了鱿鱼。这个经历唤起了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
1957年，贝蒂·弗里丹那一级的史密斯学院同学，毕业15年后重新聚首。她对昔日同窗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同学，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深居简出的家庭主妇，但也在心底悄悄自问：“就这样生活下去？”
贝蒂·弗里丹的这份调查结果和评论文章，启发了之后5年多的研究和思索，并最终化为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书籍之一的《女性_的奥秘》。
这本1963年出版的书，揭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美国妇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普遍存在于她们身上的“无名”的精神问题。
贝蒂·弗里丹对这一无名问题的原因，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所谓“女性_的奥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在走访了大量妇女和相关人士后，贝蒂·弗里丹通过分析和实例，揭露了“女性_的奥秘”的荒唐之处。
自此以后，贝蒂·弗里丹正式踏上女权运动的跑道。不但协助建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更担任掌门达6年之久。1970年横跨全美的女性大罢工，便是她在这一组织的谢幕之作。
显而易见，现在贝蒂·弗里丹从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身上，又找到了表达诉求的突破口，无形当中让这部电影越发地吸人气。
要知道，女权运动已经获得了很多成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发达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现在正处于所谓的第二阶段女权主义运动和第三阶段女权主义运动的交接期，思想非常活跃，光是关于美貌这一点便展开了各种争论：女权主义应当赞成美还是反对美？赞成麦当娜还是反对麦当娜？赞成美容手术还是反对美容手术？
麦当娜在美国、梅艳芳在香江的那种坏女孩的叛逆造型，为什么如此有市场，就和这种女权主义运动不无关系。
于是乎，电影《花木兰》在艺术性、商业价值之外，又多了一道西方世界津津乐道的思想性光环，可谓越来越高大上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必须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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