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发现有的专家打开文件袋，看到信封，没有理会，而是拿出方案先研究起来。
而有的专家看到信封，会轻轻地捏一捏，好象要感觉一下里面有多少钱，然后用眼睛环顾一下周边的人，再把信封悄悄拿出，放入自己的手提包中。
当然陈峰只是很普通的老师，在所谓的专家论证会上，他是没有任何的发言机会，还要集中精力去边听边记。
等专家离开后，陈峰则要根据这几个专家的意见，进行适当的修正，形成最终的课题研究方案。
当然事先经过了专家的论证，课题立项就毫无悬念了。
课题立项后，学校有时会开展几次讨论交流，或者进行观摩研讨，但都是浮于表面的多，流于形式的多，老师们很少真正能在课题研究中得到理论素养或教学能力的提升。
为了快速出成果，课题研究的时间往往只有一年或二年。
等快到了课题结题的时间，陈峰就会开始收集相关资料和文字，再化费几个晚上的时间，用妙笔生花的文字，拼凑成上万字的研究报告。
学校同样会再去请来相应的专家进行结题论证。大家聚在一起又是对研究报告东讲西讲，提一些意见与建议，再次拿着报告评审指导费走人。
陈峰则再进行适当的补充和修正。通过专家这样论证过的研究报告，最终在评奖时，往往能评上一或二等奖。
学校往往注重是立项过什么级别的课题，获得过什么级别什么等次的奖项。而是否对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真正起到过什么作用，发挥过什么教学成效并不关心。
当然课题成果的获奖证书上第一个作者肯定是校长，他要起到领导、协调作用嘛，虽然连研究报告都可能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遍。
第二个作者一般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第三个作者可能是教导主任、再接下来是年级组长或是教研组长。真正写研究报告的陈峰往往是排在最后一个。
陈峰从内心上对这种学术造假行为很是痛恨，也很排斥这种证书，虽然这种证书是参评职称的重要指标。
后来他考上公务员，离开了学校，也就完全用不上这种证书。在搬行李时，就把这些证书全部当成垃圾扔掉了。
当然这种研究上的造假和专家拿取指导费的行为也不是普遍的现象，许多城区学校或者确实有研究水平的乡镇学校，都在切切实实地开展教育教学的研究工作。
市、区二级的教科专家，也都不辞辛苦地、不计报酬地去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论证和指导。
不过市、区二级教科专家的人数有限，精力和时间也有限，不可能对每一所学校的课题研究过程进行关注与监督，这样就给一些学校有了造假的机会。
在课题成果评奖时，限于评审人员的人力与精力，不能对参评学校的所有成果进行现场检查，只能对上交的课题报告进行评审。
有时课题报告上交太多，课题报告写的太长，评审时间有限，评审人员也只能是匆匆浏览，走马观花。
这样一来，课题研究开展的一般或者根本没有进行实际操练，只要课题报告写的妙笔生花，写的有新意，写的令人耳目一新，往往就能获得好名次。
当然由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水平评估上，教师评职称上，对课题研究、奖论文一刀切的要求，迫使不具备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的学校与教师参与学术造假行为。
虽然对学校进行这样的学术做假行为，让陈峰觉得很郁闷，但毕竟与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快乐开心的多一些。
本来他想一直在这所学校认认真真的教书育人，做一个学生喜欢、家长尊重的老师，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成家，过好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行。
他是新人，还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其它老师的利益与位置，他本身又不太喜欢行政工作，没有当中层干部与校长的想法，因此许多人都不会与他为敌、不会中伤于他。
于是在工作上、生活上，陈峰的人际关系都还是简单的，轻松的。他喜欢这样的人际氛围，喜欢与学生们在一起。
相对来说，在学校名称的命名上，如果用了某某中心、某某实验、某某大学附属学校等等，就突出学校的不一般的地位与性质。
某某中心、某某实验，一般一个区只能用于一所学校。有时候为了摆平各学校之间的需求，也为了提升新办学校的名气，就会用另想办法来进行突破。
比如用第二中心，第二实验、第三实验，或者是用某某中心分部（园区）、某某实验分部（园区）的名称。
基层学校与知名的师范大学或与当地有师范专业的高校合作，命名为某某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学校）。
在中国，知名的师范大学还是很多的。而且为了培养本地中小学的师资队伍，当地总有一至二所开设师范专业的高校。
大学院校与基层政府合作办学，都会收取一定的合作费用，而且这些师范大学都希望拥有固定的师范学生的实习基地，因此无论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社会效益上来考虑，都愿意进行相关的合作办学。
无论如何，能用这些名称的学校在办学资金的投入上、师资配备上、培训培养机会上、都拥有其它学校无法享受到一些特权。
这对许多家长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当时社会上也还没有完全杜绝择校，就出现了这些学校的服务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