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也很难想象，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一个人的际遇，或许是偶然的一次邂逅，究竟能给他带来多大的转折。
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的街头一如往常人头攒动，突然一个惶恐不安的人将手中的股票抛现，他的举止引起了一阵骚动，随后人群蜂拥至股票交易所抛售手中的股票，谁也不会料想到整个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这一天后来被称作“黑色星期四”，而我便是在这一天离开了我祖祖辈辈生活的遍布船桨橹声的村落，投奔到杭州，一个未知的崭新的天地。
我脱下一路风尘的旧草鞋、破褡裢，取出包裹，穿戴的整整齐齐来到武林门的职业介绍所。这是外地人来到杭州的落脚之地，每日会有来自各地的游民蹲坐在地上，等候雇主的择选。
我上过几年私塾，在我家乡尚未遭受兵燹之灾时，我的家境颇算过得去，然而我的父亲被当做壮丁拉走了，水田因为高利贷的盘剥而被地主豪夺，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了所有人的性命，我敢说，整个原本一千多人的村庄，短短的三个月内，不超过二十人幸存了下来。
面黄肌瘦的我，趁着黑夜爬上了一艘蒸汽运煤船，在江风阵阵和突突的烟气中熬了三天三夜，当船只靠岸时，我趁船员没注意溜下了船。
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自己被鬼使神差地带到了杭州。我记起了柳永的一首词：“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果不其然，杭州城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宽阔的街道上熙来攘往，在小村镇呆惯了的我，很不适应。我甚至于一开始就横穿马路，几次差点横尸车下。那些开着新式福特汽车的司机摇下车窗，冲我骂道：“找死呀，没长眼睛吗？”慢慢地，我了解到要看路口巡警的手势，他示意后，方可安然无恙通过。这在我看来，甚是滑稽，在我的水乡每当养蚕缫丝之时，水面上再稠密的船只，撑船人也能凭借经验巧妙地避开互相碰撞，而城里人再路口傻等的近乎白痴的举动，只能说明养尊处优的人不识人间烟火。
我苦等了一个礼拜，没有一个雇主选定我，哪怕我已经把工钱压得很低。雇主会缓缓走过，目光瞟过所有人，看到中意的，他会冷不防地在其胸脯上击打一拳，看看是否结实。我孱弱的身子显然吃尽了亏。最后我对介绍所的经纪人说，我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即可。
太阳西沉后，天黯淡了下来，这一天又是白等，真晦气到家了。我的肚子咕咕直叫，我甚至有些路都走不稳。
“小伙子，你站住。”背后的人似乎在冲我说。
他上下打量着我，又向经纪人询问我的工钱，经纪人说绝对划算，你别看他瘦骨伶仃的，吃上几顿饱饭准保力大如牛。而且乡下人实诚，没有城里惯久了的那么油头滑面。
我心中嗤嗤发笑，这经济人的口才可以把死人吹成活人。
这个雇主在犹豫，四周其他的人都散掉，单剩下我一个。他穿着黑色纺绸大衣，手里拄着文明棍，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透过镜片可知他的视力很差。
和此前的无数雇主一样，我今天又打了水漂。
在我绝望之际，这个雇主却挑选了我。他付给经纪人中介费后，叫我跟着他的黄包车回家。
这顿晚饭，是我打从娘胎里落地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我吃了三大碗米饭，锅中一半的炖白菜都被我吞入肚中。其他的雇工瞧着我，面面相觑，似乎嫌弃我太能吃。
“富贵，饭后把院子打扫干净。”忘了交代，我的本命叫陈乔崧，是我同宗的一个长辈起的，雇主却给我新奇了一个名字叫富贵，一个穷人却叫做富贵，真是天大的讽刺。
“好的，老爷。”我放下碗筷，在一刻钟内把庭院打扫地干干净净，甚至在后院的杂物也归类放好。
老爷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他木讷的脸上划过一丝微笑。
做工，没有别的法子，能吃苦，多下气力，老爷保准让你吃的好睡的香。偷奸耍滑的雇工，通常摆脱不了被辞退的危险，我初来乍到，在杭州无亲无故，万万不敢冒此等风险。
通过和娘姨吴妈等人的交谈，孙府的境况我也熟稔于胸。孙家有两男两女，大少爷在外交部任职，二少爷留学英伦专攻医学，两位小姐早已出阁。孙老爷经营着一家米行，太太则是风风火火为人，颇像王熙凤。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老爷得知我略通文墨，甚为吃惊，他说我今后不必做扫洒庭除之事，二少爷就要学成归国了，预备我做他的仆从。
钱塘江上风高浪急，风雨如晦的天气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六和塔也不甚分明。孙府上下五六人焦急地等在码头上，从云雾中缓缓驶来一艘客轮，停泊在码头上。
“沐冉少爷！”我和车夫阿荣喊道。
“沐冉。”孙老爷和孙太太招呼道。
在下船的人群中，一个西装革履、相貌俊朗的男子把目光投向了我们一侧，想必他就是沐冉少爷。
我走上前去帮他提行李，他略一停顿，然后把行李递给了我。
短暂的温馨重逢后，沐冉少爷开始对这个家充满了抱怨。他觉得这个家就像一个囚笼，他一刻钟也呆不下。孙老爷怨他学无所成，归国后一点也不急于求职，只顾摆弄他的各种玻璃仪器，简直是玩物丧志。孙太太一直在催促他结婚，说他年纪也老大不小了，也不成个家，没有一个贤内助才至于如此的荒唐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