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户部这时已经将天启三年京师的收成情况统计清楚了，统计资料分两份，一份存于户部，一份存于当地官府中，其它地方的还在统计中。
减租首先在京师顺天府进行试推行。朝廷规定以天启三年的收成为准，每年的地租为四成，如果遇到灾年，地方官府可以督促地主根据收成情况来进一步减租。
这样的地租看起来是比例地租，但以天启三年的收成为标准后，就变成了定量地租。而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亩产量显然是会不断增加的，这样实际上地租所占的比例会持续减少，增加了佃户的所得。
之所以会定为四成，是因为朱由校想到了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在这基础上加了二点五个点，是想让地主更容易接受一些。但他想错了，除了部分地主外，大部分地主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地租。
原本的地租都是五成，而且灾年也是一样的按平常年景来收租的，现在一下子减少到了四成，这一成的损失地主都不愿意自己承担。而且天启三年的收成本来就较少，这让地主们更加不满。
据初步统计，愿意执行朝廷的地租只占了地主的一成多一点点，这还是有些官员做了很多工作才取得的成绩。而那些不愿意执行的地主，反而把已经租给佃户的田地也扬言明年要收回来，就是五成也不愿意再租，以示与朝廷对抗的决心。
一时朝廷与地主之间势如水火。负责地租定额的是户部尚书毕自严，监督执行的是杨涟。两人急得嘴角都起了泡，带着人去劝一个个地主，却基本上没有作用。
两人只好将情况上报，朱由校下令，将顺天府所有的公田以三成的地租租给佃户耕种。顺天府有大量的皇家田庄，朱由校将这些田庄一起拿出来，租给失地的佃户，而信王也拿出自己的两处田庄，客氏拿出两处田庄，魏忠贤拿出两处田庄，也象公田一样，以三成的租率租给佃户。
顺天府的公田及朱由校等人拿出的田庄一共有大约十八万顷，按每户五十亩计算，可以接纳共三十六万多户，这消息一放出，地主才慌了神，顺天府虽然是京师腹地，但一共能有多少农户呢？如果大家都去了公田或者皇庄，哪里还能有多少人来栽种他们的田地呢？
其实他们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耕种公田的话，很多农户都需要搬家，而且原来的公田特别是皇庄本来就有一些人在耕种，能容纳的数量其实很有限。但由于移民在不但地迁移到台湾和辽东，本来就造成了一种地将没有人耕种的态势，吓住了地主们。
而田如果不租出去，地主自己是没办法耕种这些田地的，而赋税还是一样要交，这样的亏本生意地主当然不会去做。扬言不再租地出去不过是想要让朝廷收回减租令，不想却遭遇到地真的可能无人耕种的情况。
地主终于在这双重打击下服软了，大量地主宣布按照朝廷的规定确定了地租，将田地租给佃户耕种。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朱由校的恐吓政策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而地主则抱着只少一成的想法避免了落入田地无人耕种的窘迫境地，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佃户，减少了一成的地租，在灾年还可以由朝廷与地主商量减租。
而农业合作社首先在顺天府开始运营。按照县的大小，每个县设立了数目不等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出售农具，种子，种禽，猪仔，食盐，并且提供低息贷款业务，并且收购农户所有的产品包括鸡蛋。
皇帝下诏，正式废除了开中法。盐引不再发出，已经发出的盐引必须在三个月内于各盐场登记完毕，逾期不再承认。
而盐场按照盐引，以一斤盐四十个铜币的价格批发给盐商，并规定盐商只能以不高于六十个铜币的价格零售。这已经大大降低了食盐的价格了，因为原来的食盐价格，在湖广江西一带少的时候是一分二钱银，多的时候是三分到四分，相当于一百二十个铜币到四百个铜币。
而盐引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不用盐引批发食盐的价格将是五十个铜币，而农业合作社则是以一斤盐二十个铜币的价格批发得到食盐，然后以五十个铜币的价格卖给住户，盐商想卖高价也不会有人买，等到农业合作社开遍全国后，盐商就会消失，或者只能去开办盐场了。
而天下还有很多盐店，万历年统计全国约有一万一千余家，这些盐店是由官府审查后有资格经营食盐的，废除开中法后，也是由合作社以三十个铜币的价格卖给盐店，规定以不高于六十个铜币的价格卖给住户，以补充合作社网点的不足。
这样农业合作社在盐的售卖方面，即是零售商，又是批发商，而且只能由他们与盐场交易，这样也使得盐场卖私盐和贪污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
这时的盐场大多都是由朝廷经营的，朱由校下令，除了象长芦盐场这样的大盐场外，一般的小盐场都发卖给盐商经营。只是规定盐场只能卖给合作社，其它途径卖出一粒盐，则收回盐场，没收所得并照盐场发卖价的十倍罚款。
而盐税则全部由农业合作社来缴纳，一斤盐的税款是两个铜币，这看起来不多，可按一年全国人用盐十斤（实际上吃不了这么多，这里把腌制用盐也算上），大明约一亿人一年的盐税将达到四百万块钱，万历年间，盐税最高也不过一百万两银（两百万块钱）。
而且盐税现在只有两个铜币，是因为朱由校想先把农业合作社铺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