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安安收到了一封信，这没来由的一封信，把她的全部计划全部搅乱了。
说是信，不如说是明信片，那是西江苗寨的明信片。
可说是明信片，又无法形容这明信片上巨大的信息量了。
“西班牙，巴塞罗那，米拉之家，7月10日。”
没有落款，只有起始的妈妈，以及一个“：”
董安安又看了一遍：“妈妈：
西班牙，巴塞罗那，米拉之家，7月10日”
再没有什么内容了。
董安安放下了明信片，心中涌起了一件往事。小时候，每年暑假，爸爸都要出去一顿时间，而他从来不说自己去了哪里。直到他消失不见，自己才在家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邮戳。那个地名觉得好奇，就找老师问了一下，从那时候开始“巴塞罗那”这个地名，就深深印入了自己的骨髓。
好奇像是蚂蚁一样爬满了那个装着记忆的骨髓，巴塞罗那，那里究竟有什么呢？
董安安给梅尔贝里发了一条短信：“honey 我想出去一下。”
“你要去哪里？”
“可能是欧洲吧，西班牙，有一些线索，我想去验证一下。”
梅尔贝里没有回复董安安，而是很快来到了她的面前，他亲吻了一下安安的脸颊，“对不起，最近我有些不是自己。”
“不，没事的，我还是同样爱着你。这次想去欧洲，同我跟你的感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想去找找线索而已。”
贝克尔曼叹了口气，“你还是对所谓的罗马骑士会念念不忘，你可曾想过，其实你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有故事的人，可谁又是没有故事的人呢？”
董安安说，“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你知道，你从下是在父母身边长大，而我不是，我只是想知道我的父母在哪里，在做什么。还有，上次的奇点事件，你也知道那是真的吧？”
梅尔贝里确实有亲人上了那艘大船，而后又下来，可他只是把这次的事情当做一个恶趣味的恶作剧，因为末日注定不会来临。他原则上对安安的举动表示不能理解，“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董安安静静地听着，等着他的下文。
“1744年，亚历山大·韦伯斯特（alexander er）和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e）这两位苏格兰长老会教士打算成立一个寿险基金，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他们建议教会的每一位牧师都将收入拨一部分进入基金，基金用这笔钱从事投资。如果牧师过世，遗孀就能从基金的获利中取得分红，她的余生也有了保障。然而，他们必须先知道基金规模多大才足够完成这种目标。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必须预测每年大约会有多少牧师过世、留下几位孤儿寡妇，以及这些寡妇在丈夫过世后还会活几年。
我们来提一下这两位教士“没有做”什么。他们没有向上帝祈祷告诉他们答案，没有在《圣经》或古代神学家作品中遍寻解答，也没有提出抽象的哲学争论。毕竟，苏格兰人本来就是个实际的民族。于是他们联络了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科林·麦克劳林（colin urin）。他们收集了民众过世年龄的资料，用以计算在某一年里可能有几位牧师过世。
这些计算要归功于当时不久前在统计与概率等领域的几项突破。其中之一是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的大数法则（labe）。伯努利认为，虽然某些单一事件（例如某个人死亡）难以准确预测，但只要有了许多类似事件，用平均结果来预测就能相去不远。换句话说，虽然麦克劳林无法用数学预测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是不是明年就会过世，但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他就能告诉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明年很有可能有多少位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过世。幸运的是，他们手上已经有现成的数据。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在50年前就已经发表相关统计表，正好派上用场。哈雷分析了德国布雷斯劳市（breu）的1238份出生、1174份死亡记录，让我们看到某个20岁的人死在某一年的概率是1∶100，而50岁的人则是1∶39。
整理这些数字之后，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得出结论兰通常有930位长老教会牧师，每年过世27位，而其中有18位会留下遗孀。在没有留下遗孀的几位中，有5位会留下孤儿，至于有遗孀的，也有2位可能有不到16岁的孩子。他们还计算出遗孀有可能在多久之后过世或再婚（这种时候便停止补助）。有了这些数据之后，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就能判断加入基金的牧师每人该付多少钱，为自己的亲人打算。当时，如果牧师年缴2英镑12先令又2便士，他的遗孀便能一年得到10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而如果他认为这还不够，可以选择年缴6英镑11先令3便士，遗孀一年就能得到25英镑，生活更为优渥。
根据他们的计算，到了1765年，这个“苏格兰教会牧师遗孀及孩童抚恤基金”总资本会有58348英镑。事后证明，他们的计算准确到不可思议。到了这一年，基金总资本为58347英镑，只比预测少了1英镑！这可是比所有宗教先知的预言都准确太多了。时至今日，他们的基金简称为苏格兰遗孀基金（ish widows），是全球最大的退休金和保险公司之一，总值高达1000亿英镑，现在任何人都能够购买其保单，而不只保障苏格兰的遗孀。
这两位苏格兰神职人员所用的概率计算，后来不仅成了精算学的基础（这是退休金和保险业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