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魏晋南北朝的艺术
讲魏晋fēng_liú，当然不能忘了艺术，事实上，魏晋南北朝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正如已故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书法、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在那个时代都有辉煌的成就，书法前面已经讲过，这一讲里简略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方面的成就。
先讲音乐。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向来重视音乐，旧时称才子一定要琴棋书画都好，打头的就是“琴”，即音乐。这大概与儒家注重“礼乐”有关，孔夫子以六艺教学生，六艺之一就是乐。魏晋士族大兴，士族中的精英分子几乎都有良好的音乐修养，能琴能筝的人不胜枚举，写过《琴赋》（嵇康、阮籍、马融、蔡邕、闵鸿、傅玄、成公绥、顾野王）、《筝赋》（ 阮瑀、傅玄、陈窈、贾彬、顾恺之、萧纲） 的人都有好几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是笛子，写《笛赋》的人也有，比较少，但是魏晋时代关于笛子的传说却不少，例如“山阳笛”“桓伊三弄”。下面讲几个和音乐有关的人物的故事。
魏晋时代流传最广的和音乐有关的故事是广陵散，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广陵散的故事一千七百多年来脍炙人口，成语中的“绝唱”“绝响”“广陵散绝”，都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嵇康不仅是演奏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独立完整的音乐理论著作就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这篇文章从发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千八百年了，它的影响还在，它提出的问题还值得讨论。儒家的传统乐论是认为声有哀乐的，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里说得很明确，声音生于人心，而与政局相通，所以是有哀乐的。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中是正统理论，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唐朝诗人杜牧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就是亡国之音。我们今天还常说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而革命的歌曲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典型代表是“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那时候带有一点点伤感、缠绵情调的歌曲都是不能唱的，都是要批判的黄色歌曲。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大唱红歌，据说红歌能鼓舞人的革命情感。可见“声有哀乐”一派一直是主流派，而嵇康却说声无哀乐，所以他是个异端。
不过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一点，都不能不承认《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极有分量的音乐理论著作，它以当时流行的清谈方式，设计了“秦客”与“东野主人”之间的辩论，经过八问八答，层层阐述“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的观点。 用今天的白话说，嵇康认为声音和感情是分开的，不是缠在一起的，声音只有好与坏之分、美不美之分，没有感情的问题，感情是人心里的东西，和声音没有关系。嵇康的理论不一定完美正确，但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看法，而且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和持久的讨论，在音乐史上是大有贡献的。
嵇康还写过一篇长长的《琴赋》，辞藻华丽，不仅写出了琴乐之美妙，也贯穿了声无哀乐的道理。总之，从理论到实践，嵇康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流音乐家。
竹林七贤中的阮氏叔侄—阮籍跟阮咸，都是音乐修养很高的人，阮籍写过《琴赋》，阮咸史称“解音”。当时著名的乐律学家荀勖按古制造了十二枚新律管，用来调声，自己很得意，但阮咸听了以后却觉得声音高了一点，断定是古尺和今尺的长度不一所致。荀勖开始很不服气，后来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了周代的玉尺，他才发现周尺比当时的尺的确长一点，以至自己所造的律管略短，这才佩服阮咸的神妙【1】。中国传统乐器中至今还有一种乐器叫“阮咸”，或简称“阮”（古琵琶的一种，四弦有柱），就是人们为纪念阮咸而命名的，因为这种乐器他弹得最好，也有人说这种乐器就是阮咸创造的。
“桓伊三弄”讲的是东晋音乐家桓伊的故事。“三弄”，弄的是笛子，“弄”就是演奏的意思。桓伊“善音乐”，笛子吹得尤其好，当时非常有名，以至于皇帝每有宴会都会请他去吹笛。当时的大名士王徽之听说他善吹笛，桓伊也早就听说王徽之的大名，但俩人互不相识。有一次偶然在旅途中相遇，王徽之在船中，桓伊在岸上，王徽之便派人去请桓伊吹一曲。桓伊那时已经做到左将军，地位很高，却不以为忤，很痛快地到王徽之船上连吹三曲，这就是有名的“桓伊三弄”的故事【2】。桓伊当了大官，但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