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与魏晋文学
一讲到传统文学，大家就会想到唐诗宋词，想到唐宋八大家，对于魏晋文学则不大熟悉，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学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一点都不亚于唐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魏晋文学占有一个特别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讲，魏晋之前的文学是一种“自在”的文学，而魏晋以后的文学则是一种“自为”的文学。所谓“自在”就是虽然存在而不自觉，所谓“自为”就是有了自觉的意识。魏晋以前的文学没有独立成科，基本上处于一种附庸的状态，是为别的学科（例如政治教化）服务的。“文学”这个词虽然早已出现，《论语》当中就有，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中有一科就是文学，但那个文学指的是文献和学术，和今天讲的文学含义不同。魏晋以后文学一词才逐渐取得今天的文学的含义，用英文讲就是literature。刘宋时国子学分成四个学院：玄学、儒学、史学、文学。直到这个时候，文学才算真正被人们看成可以同玄学、儒学、史学并列的学科，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魏晋以后文学独立成科，人们对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学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才开始有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格律和声韵的讲究。唐朝的时候把讲究格律声韵的诗（主要是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而把不讲究格律声韵的诗称为古体诗，这个近体、古体的分水岭也在魏晋。对格律和声韵的讲究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而是从魏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唐朝才成熟固定了而已。
讲魏晋文学通常从建安文学谈起。建安其实是汉末的年号，就是曹操当丞相的那个时期。那时国家的实权已经落在曹氏手上，虽然魏国的建立要迟到曹丕当朝的时候，但社会的格局和风气从曹操就开始变了，所以把建安算在魏晋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最著名的文学人物自然是三曹，其次是七子，这当中又以曹植成就最大，“七步成诗”“才高八斗”都是讲的曹植。魏国建立以后，最有名的文学人物要算嵇康和阮籍，并称嵇阮，论文是嵇康最好，论诗则是阮籍最佳。到西晋就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最有名、在文学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陆机，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东晋的文学家最有名的是陶渊明，他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流的诗人、一流的文学家。南北朝以后还出过一些不错的文学家、诗人，如谢灵运，谢朓、庾信、鲍照等，但都没法跟陶渊明相提并论。所以讲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个人：曹植、阮籍、陆机、陶渊明。其中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
下面就来讲讲这四个人，重点是陶渊明。
先说曹植（192—232年）。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文学第一次被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的高度，开始独立成为一个门类，在此以前，文学顶多是政治与经学的附庸。也是在建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文人集团，即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这当中才华最高、著作最多的是曹植，他是这个集团真正的灵魂人物。东晋末年的诗人谢灵运自视甚高，却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曹子建就是曹植，字子建。我们今天还用“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个关于曹植的故事：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不一定真实可靠，却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曹氏兄弟的关系和曹植的捷才，“七步成诗”也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学记忆里。
曹植的诗感情充沛，辞藻华美，读起来“流转如弹丸”，开启了魏晋“尚情”“唯诗的典范。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咏怀诗》不像是一时一地之作，很可能是阮籍把平生诗作集结在一起，给它一个“咏怀”的总名。《咏怀诗》八十二首虽不是一气呵成，内涵却是首尾贯穿、通体一致。诗人反反复复表达的无非对混乱时局的感怀和对自我生命的焦虑，所谓“伤时闵乱”“忧生之嗟”，其精神灵魂上接屈原的《离骚》，艺术风格则继承汉末的《古诗十九首》。经过曹植和阮籍，五言诗这种艺术形式就完全成熟了。读《咏怀诗》，你只觉得它痛苦纠结、呼号辗转，却没办法指出它具体讲些什么，或影射些什么。前人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这正如阮籍的为人，虽然对司马氏集团满肚子的憎厌，却从不正面违抗，从不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不妨引两首看看：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