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厢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轻响。
整个案卷的资料分为图片材料和文字材料，相当具有分量的厚厚一叠。
对待人命案，警察是比较重视的，留下的现场照片不少，包括自杀现场、坠楼的楼顶等照片。这系列照片虽然是手机拍摄后再重新打印而成，不过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越来越好，打印出来图片质量像素也不太差，各种细节可以看清。
李泽文看得最久的，就是潘越坠楼现场的照片。警戒线内躺着一具少年的尸体，身穿校服，身体和建筑大约呈45度角，脸朝下，双臂搭在身体两侧；头部和上身处有一摊血迹。黑白纸张冲淡了血腥之感，萧索意味更浓。
周翼凑过来，看了一眼，为之动容。随着网络的发达，许多破案有关的剧集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影视作品里有无数的命案现场，然而任何一张真正的命案现场的照片和都比电影电视里经过精心布置的场景更让人反胃恐惧。周翼感觉到一股阴寒之气从照片里窜出来，生命的流逝被一张照片展现的淋漓尽致。
当年这一幕犹如刀刻般刻画在了在郗羽的脑子里，无数个夜晚，她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潘越躺在地上鲜血横流，后来随着时间过去才慢慢平复——此时再次看到照片，尘封的记忆复苏，郗羽浑身一颤，她几乎看到当年的那个清秀的小男孩再次站在自己面前。
李泽文侧目看了眼郗羽，手指在照片上微微一挡，轻声说：“不习惯就不要看。”
郗羽深呼吸一口气，克制住了那份恶心反胃的情绪，定了定神，拨开了他的手：“我应该看的。”
李泽文和她对视三秒钟，看出了她眼中的果决，拿开了手。
若干张事故现场照片和法医检验照片后，进入了文字材料范畴。
潘越遗书的复印件也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被警察们复印了一份，李泽文仔细看了看原文，和郗羽之前告知的一字不差，可想而知她对这封遗书的印象有多么深刻。这个事实让李泽文较为宽心——这份遗书可以证明郗羽的大脑是经得起考验的，十几年后也依然没有发生记忆偏差。
实际上，你不能完全相信你的大脑。大脑通过亿万个神经元存储记忆，这数量听上去很多，但实际上呢？大脑只有一千克多一点，外部世界有太多的信息，而神经元容量有限，远远不够存储所有你接触到的全部信息。为了理解世界，大脑采取了一些捷径，会用猜测和细节来填补信息，所以记忆难免也会出错。更何况潘越的事件发生在十几年前，随着时间流逝，神经元中的联系会逐渐减弱，这进一步导致人的记忆变得模糊、扭曲，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记忆片段，若干年后再回忆当年，大脑就会生造一些细节把片段填补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记忆”，但这份“记忆”和真实情况可能相去甚远。
现实一点说，在现在的司法系统中，因为记忆偏差发生的冤假错案简直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所以现在司法界才形成了“重证据、轻口”的风格。郗羽作为“潘越坠楼事件”的重要相关者，甚至可以说是“船锚”般的存在，她是否有一份准确的记忆对接下来的调查极为重要。
警察用潘越的日记本对做了遗书做了笔迹鉴定，认定是他本人的笔记。
除了遗书这个重要证据外，警方还有另一份重要的材料。那就是潘越的日记——这份日记一看就是从潘越的日记本上复印下来的，警方用这份日记来证明潘越的精神不稳定。日记的日期不连贯，大致都集中在事发的两个月内。
黎宇飞道：“如果我们警察仅仅凭着一封遗书就认定是自杀，也太过草率，这份日记是很好的佐证。”
潘越的日记，郗羽一直只闻其名，现在才第一次看到原文。
一个人的日记简直是通往这个人大脑的最佳捷径，李泽文翻看着日记本上的内容，看完一页就拿给郗羽一页。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日记中，潘越主要提到了自己的家庭。那段时间，潘越的家庭也十分动荡，日记里说潘越的父亲欺骗了全家人，准备跟潘越的母亲离婚。潘越的母亲生气老公的欺骗，夫妻二人互相憎恨，家里沦为战场，潘越在日记里说“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谩骂、责怪，在家里的每一分钟都像溺水的过程”“我的家变成光怪陆离的舞台”“一个家庭变成这样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日记里也有部分关于郗羽的内容，他说家里根本呆不下去，只有在学校里看到郗羽的才会心情好一些。他说自己总是找理由从一班的教室外经过，只是为了多看她一眼。
在郗羽拒绝他之后，他的日记里说，我没想到，我和她居然连朋友都做不成。
潘越的日记资料后之后是法医报告：在进行了化验、x光勘验后法医认为，确认死者系教学楼楼顶高坠至颅脑损伤身亡。
其次就是现场勘察、调查走访的成果。警察们询问了潘越的班主任、任课老师、要好的同学朋友，他的父母，还包括郗羽的问话记录，最后得出结论：潘越坠楼之前情绪不稳，频遭打击；潘越坠楼事件发生在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钟左右，他坠楼后当场死亡；部分初三学生目睹了他坠楼的那一幕，但是表示没有听见求救和呼喊声；至于其他的目击者报告，卷宗里一份都没有。
最后则是这件案子的调查人公安分局的刑侦队副队长吴建国警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