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在做电子支气管镜之前，余副院长问了冠兰：“胃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有没有反胃打嗝反刍的现象。”
冠说：“没有。”
“你站着咳嗽不。”
“不。”
“你每天早上起来擤鼻涕有没有血丝。”
“没有。”
“有没得过敏性鼻炎？”
“有，还蛮厉害的。闻到异味打喷嚏，稍微感冒哈欠掀天，鼻涕溪流。”
余副院长笑了：“冠院长，看来你还是个文人，蛮会形容。”转身对对护士说：“麻醉时加大深度，时间长一点，喷麻醉药雾剂。”
“啊，你这种麻醉药雾剂。不是前些年曝光给猪吃的瘦
肉精吗？”
“哦，这是一种是抑制组胺药，防止支气管痉挛，你咳
嗽剧烈，所以要用这种药。做这种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有风险的，术前用药不慎，可抑制呼吸死亡，有这样的病例，所以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麻醉。”
冠兰有点担心，想到前几天的检查至今还一层阴影。
护士见状宽慰她：“没事的，余院长是我们院最早操作电子支气管镜第一人，在她手上做这种检查的人不计其数。”
果然，检查很顺利。
冠兰走下手术台，尽管口腔的麻醉没全醒过来，心还是很舒坦，对余副院长娴熟的操作技术也很满意。
余副院长还让她看了检查的情况，电脑中显示肺里没有异常，同时证明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
这时，有医生找余副院长，她告辞先走了。
冠兰也要回病房打针，走时，护士再次交待：“领导，注意，一个小时后才能进食进水。”
返回，冠兰躺到病床上了，接受输液。
警察大叔来了，问候之后，一个劲的表功：“前几天，我找了医院的书记，我说了冠院长与医生的纠纷，主要责任在医生，我最后还说，人家是法院院长，管案子的审判，你们看着办。”
也许警察大叔的话起了作用，也许县a医院还有其他的考虑。当天下午，县a医院就召开了院班子成员会议，警察大叔和呼吸科的所有医生都列席了会议。会上听取了当事的医生护士所叙经过，听取了警察大叔对现场所见所闻的汇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呼吸科副主任以上医生的意见，责任全部在当事医生。会议还作出决定，由院书记和余副院长当晚带着当事医生上冠院长家门赔礼道歉，并从院里拿2万元作为赔偿冠院长的身体和精神损失费。
用警察大叔的话说，这是县a医院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一般要通过县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结论或者通过法院的判决才给付患者的损失费用。
冠兰感谢了警察大叔的正义。
警察大叔坐了下来，冠兰让夏副主任倒茶。
警察大叔对处置医患纠纷，倒出了自己一肚子的苦水。
“处置医患纠纷难呀，冠院长，我简单说两点你就知道有多难了。
第一，患者及其家属大都不愿去医患纠纷办公室调解。不象你们一叫就去，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叫了一个患者及家属去了。医患纠纷办的主任，坐在上面侃侃而谈，我听了瞌睡栽栽，因为我不懂医学，而患者及家属越听越激动，甚至要冲上前揍主任，不是我及时制止，又要出现新的矛盾。”
冠兰说：“哦，患者及家属不愿听纠纷办主任的话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知识信息不对称，患者知道的医学理论知识以及医学临床经验与医生不是一个档次。二是患者压根就不相信医院所言，因为医医相护的观点早已根深蒂固。”
“对对，你说到点子上去了。第二，认定责任难。有的医生太不象话了，技术不行还不认错，而医院呢，要先认定责任再谈赔礼赔钱一事，这样一来，加剧了复杂。因为现在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里的人大部分是医院在职的医生，与医疗事故发生的医院有着说不清讲不明的关系，或者说是穿一条裤子，所以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很很难的，另外上上下下的部门认定责任耗时耗精力耗钱，患者及家属本来就因医疗的伤害心痛，耗时会加剧了悲痛啊，其心境可想而知。如果有的病人及其家属理性一点还好，如果偏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激怒，他在暗处，医生在明处，搞不好就要引发意想不到的情况。我就是天天站在医生后面，也是防不胜防呀。”
冠兰在想，警察大叔讲的都是心里话，看来他还是个有责任心的警察。她不得不承认医患纠纷处置确实难。
警察大叔又说：“不过，我处置医患纠纷或者说面对医闹，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到那么恐怖的时刻发生，决不拔枪，在我看来，如果对患者及家属动不动就拔枪示威或者鸣枪弹压，这不是个好办法。因为我们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如果面对弱势痛苦无助的患者动粗，无疑将产生群众对国家的非议和贬损，而且很难消弥。”
“对，警察大叔，我支持你的观点。有的国家如果出现医闹，被视为恐怖事件，闹事者会立马抓捕或开枪击毙，这与他们人人可以携带枪支有关，如果警察不当即抓捕或开枪击毙很有可能不仅危及医生的生命安全，甚至连警察也自命难保。再说，发生了医疗事故，患者走出医院大门的是前呼后拥的一大批律师围堵，都争着要为患者打官司，医院的赔偿数简直是天文数字，患者也不愿过多的与医生纠缠，通过法律的途径讨说法信心十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