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铭球正色道：“冲突归冲突，只要不逾越国法，无伤大雅。”
陈洪范回道：“可此次褚犀地动用枣阳县内的兵勇，暗设陷阱缉拿朝廷武官，已可视为私刑。赵参将顾念国法，没有私自报复，只想让朝廷主持个公道。”
林铭球疑惑道：“褚氏敢冒险绑票，可师出有名？”
陈洪范回道：“听赵参将陈述，那褚犀地畏惧因赵营在枣阳而大权旁落，所以几次三番想借故将赵营排挤出县。”说到这里，对向朱翊铭道，“先前世子爷曾在枣阳为贼寇所缚，褚氏就像将这祸水引到赵营头上。听说世子爷由赵营护送回城的路上，在白马寺也遭到过枣阳县兵的围堵。”
朱翊铭叹口气道：“不错，犬子年幼无知，几乎害于贼手，那时得亏赵参将出手相助，才免于一劫，却不想因此反倒惹上了祸事。想赵参将护送犬子与华清郡主归襄阳，是大大的好人，怎么会有半点歹心呢。”
林铭球扼腕道：“原来如此，褚氏屡次三番下绊子，未免太过猖狂了。”
陈洪范说道：“褚氏在襄阳府内颇有关系，几年来也经由襄阳府办了不少案子，自是驾轻就熟，有恃无恐。”更道，“而且赵参将今年新附未久，左右尚有不少人对其营心怀忧惧，褚氏恐怕也看上这一点可用以煽动。”
朱翊铭摇了摇手中折扇道：“林大人此前一直在武昌、江陵，对襄阳上下不熟悉。可想而知，如果襄阳府内负责的官员与褚氏沆瀣一气，案子移到林大人手上，也难免收到蒙蔽。”
明代以刑部、都察院及大理寺负责国家司法，其中都察院与六部并为“七卿”，在内纠合百官，对外则安抚地方。更进一步而言，各省的巡抚都御史及巡按监察御史，实则在编制上均属于都察院，只不过履行的是都察院之“外差”职责，乃至经略、提督、总督、巡视、赞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就拿熊文灿举例，他责在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挂职依然是都察院下的右副都御史。
起初，大明继承前代，在中央以都察院、在地方以各提刑按察司一并监察天下。但自洪熙元年后，中央外派御史出巡成为常制，正统四年颁定《宪纲》之后，巡按御史完全凌驾于按察司之上，“代天子巡狩”，甚至可以节制都、布、按三司乃至巡抚和镇守总兵、镇守中官及全体民众，以低品级之职掌举足轻重之大权。各地的重大案件也必须经由巡按过手，才能上呈至中央。似赵营与褚犀地这样的案件，不出意外，早晚必会报上中央，由刑部最终定下刑名。
孟敖曹失踪后，赵当世派庞劲明调查其人具体去向，很快便顺藤摸瓜，揪出了褚犀地。赵当世直接找上陈洪范，也是希望能通过他，利用尚且滞留在襄阳府城的林铭球，将这个案子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陈洪范又道：“县里审讯过押解赵营将领的枣阳县弓手。有人供述褚犀地正是想利用那名赵营将领，栽赃赵营行‘贼寇之事’，以此弹劾赵参将。”
林铭球沉吟道：“但襄王殿下明言了，世子爷实乃赵营所救。那么褚犀地但指控当真就属栽赃陷害。这是诽谤朝廷命官之罪，若证据确凿，其罪不轻。”继而又道，“不过说来奇怪，听王爷描述，褚氏能在枣阳经营起来，必也是谨慎之辈，怎会随意逮了个赵营将领，便有了信心将赵营制服？难不成，那将领有什么特别之处？”
陈洪范闻言，心中咯噔一下，忙道：“想必是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林铭球想了想，问朱翊铭道：“王爷或世子爷可曾见过那名赵营将领？”
朱翊铭摇头道：“未曾。”
陈洪范亦道：“县狱污垢之地，王爷与世子爷千金之躯，怎好前往。”
林铭球仍然道：“只听陈大人所言，这之中难解之惑甚多。此案非小，我看终究需要传那褚犀地来一趟襄阳。”
陈洪范与朱翊铭听了这话，不禁同时起身拂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