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的话说完，寇瑊和张存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直到王惟正进来，与几人见过了礼。这是徐平踏入大宋官场的老长官，此时做了同僚自然分外亲热，也没有了当年的拘谨。
三司的各司副使别看带着副字，实际上是各司之长。若不是现在的制度，在三省六部制的时候，每个副使可都是相当于六部尚书的，真正的朝堂高官。不过这个年代流行低职高配，官卑权重，很多官员都以员外郎担任转运使和三司判官、副使，再加上行政权利集中于中书门下的宰辅手中，头上又有三司使，各副使就远不如六部尚书那么威风八面。
寇瑊把刚才的话向王惟正又说了一遍，问道：“晦蒙怎么看？”
王惟正落座，端着茶想了一会道：“天灾已成，若要不招至大的民怨，看起来也只有按户配炭这一条路子走了。其他方法，无论如何炭也到不了贫苦人手中。”
其实除了徐平之外，其他三人心里还有一个想法。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如果没有徐平提出配给制，那么民怨也就民怨了，强力弹压，挨过这一时就好。但徐平把这方法提了出来，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就没人出头反对，否则一顶不顾民生的帽子没人戴得起。
寇瑊又问：“按户配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经手的吏人信不信得过？每户配多少炭合适？怎么防止有人虚立户头？凡此种种，都要预作防备。”
几个人一起看着徐平，且看他如何说。
按户配炭，数人头发钱，这种简单的想法随便什么人都能想到，关键是怎么做到。如果只会虚言大话，徐平也就白在三司衙门里呆了。
徐平看着三人，仔细斟酌着自己的话，缓缓说道：“世间的事，难以追求万全。如果要求一点纰漏都没有，什么事情都就没法做了。只要把握住大势，达到想要的效果，一点小疏漏就不能过于讲究。我是这样想，每户需要发多少，一是要看开封府那里能收集起多少炭来，再一个要大致推测一下还有多少日子天气转暖。炭不能一下子发光，总要留下一些预备非常，然后定一个数出来。至于发炭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情弊，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能够全部预防。只能是事前警告，事后重罚，无非各户互保，事后许告，有赏。”
这个年代跟徐平前世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百姓对国家，或者说是对皇帝有无限义务。互保就是这样，一家出事，数家受罚，逼迫百姓互相监督。说起来百姓何尝有帮着朝廷监督的义务？但这个年代不讲道理，就是这么干了，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
至于允许百姓告发，并且给赏钱，就更加尴尬。从道理上来说，文人士大夫对告密是深恶痛绝，认为坏败民风，诱民奸滑。但从实际上，这个年代从收税定户等都广泛地鼓励告密，还有数额不等的赏钱。
做事情哪有不付出代价的？不想付出代价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徐平说完，寇瑊三人想了一下，也只好如此。
徐平的话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却保证了按户配炭基本可行。只要能够不让穷苦百姓大规模地冻饿而死，纵然有些不好的地方也只能忍受。
经过各衙署在政事堂集议，决定在开封城内外坊廓户按户配炭。几个大的原则，配炭仅及民户，不及官户；只及六等及六等以下户，五等以上为上户，不配炭；僧道户及杂户不配炭；女户不分户等，一律配炭；配炭时五家联保，一家有错，五家受罚。
此时的坊廓户，大略可以等于徐平前世的城市户口，分外十等，上五等基本都是富裕人家，后五等则为穷苦人。按户等是这样从中间一分为二，实际上按户数算，城市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在后五等。至于其他一些特别的户，实际上人数极少。
配炭由开封府负责，御史台派人监督，内侍带皇城司亲事卒参与，看起来各衙门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实际上还是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但好歹是把危机渡过去了。
经过了这件大事，朝堂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之中。
参知政事晏殊首先被开刀，罢参政出知应天府。
晏殊为官一向小心，游走在各政治势力之间，各方谁都不得罪。他罢参政与政治斗争无关，纯粹是因为自己倒霉和自己谨小慎微的性格。
原来李宸妃去世的时候，晏殊正为翰林学士，他给李宸妃的制词中有宸妃无后的词句。如今皇上认了亲母，这话就大逆不道了。又有臣僚认为晏殊作为翰林学士，不可能不知道宸妃是皇上生母，仅仅是罢了他的参政还算从轻发落。
之所以说这事情怪他自己性格，是有吕夷简的例子摆着，当时太后要凿宫墙为李宸妃出殡，吕夷简再三阻拦。而晏殊就不敢在制词里把这事含混过去，以至于留下了把柄。
第二个被罢的是参知政事王随，当时给徐平的奏章批了“文理荒谬”，结果不但后来京城物价上涨，还发生了炭价涨上天的风波。好在吕夷简机警，后来弥补得好，只是让王随致仕，没有连累到其他人。
第三个被罢的是首相李迪，有吕夷简的人再三论列，李迪对徐平上奏配炭的奏章处置不当，差点酿成大祸。李迪以本官知郓州，出了朝堂。
三个被罢的宰辅，有两个与徐平有关，此事之后徐平彻底在朝堂站住了脚跟。
吕夷简由次相升为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及监修国史。另一个赵祯为太子时的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