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府有钱，但扶贫绝不是依靠简单粗暴的‘发钱’。阳川市再穷，几千万拨款还是拿得出来的，事实上，市里每年都有专项资金用于扶贫。问题就在于怎么样使用好这笔钱，让贫苦户真正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办法，为贫困户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自己‘致富’，或者说就算不能致富，也要脱贫。
如果简单的‘发钱’，今年拿了钱，人均收入好像是上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
非但是一个财政上无底的窟窿，同时也可能适得其反，让受资助者产生惰性，养成好逸恶劳的恶习。
第二个难点，就是‘普惠’。
扶贫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很无奈的情况，扶贫出成绩，人均收入上来了，但收益的仅仅是少数人，极少数贫困户从政策里赚到了大钱，大多数人却依旧贫穷，扶贫的投入非但没有真正普及，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江津市下面的一个贫困县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八千户贫困户，户年均收入从前一年的八千，上升到了两万五；而贫困户的数量，从八千，只下降到了六千五。换而言之，虽然从‘平均’数据上看起来已经脱贫，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贫困户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国家扶贫政策和投入，被少数人‘占了便宜’。
王建设担任主抓经济的副市长时间不长，对于扶贫工作的难度虽然认识很清晰，但暂时并没有太多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他的政绩考核中，扶贫，是一个硬性的指标。不仅贫困户的平均收入要达线脱贫，贫困户数量也必须降下来。
他正为这事头疼呢，苏铭打得这份报告就像及时雨，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
其实，苏铭的办法很简单，并不稀奇。
企业和政府联合协作，政府给政策和资金扶植企业，企业将贫困户纳入生产销售链条之中，在运营中，解决贫困问题。
具体来说，负责桃源集团和奥格瑞玛保护区保护和旅游的桃源旅游公司，每年负责按照市价，全部收购阳川市贫困户山民种植的水果、蔬菜和树苗，一部分供应保护区的动物食用，另外一部分，可以供应大圣酒业，作为生产原料。
如果按照市价收购的话，对于企业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因此，政府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
在财政上，每年的扶贫资金中，抽出一部分，按照购买价格的比例，直接补贴企业。比如说旅游公司从果农那里买一百块钱，政府就补贴公司五十……当然，具体的补贴比例不可能这么高，需要讨论确定；
在政策上，主要是向大圣酒业倾斜，主要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在内的一系列扶植政策，将大圣酒业定为阳川市酒类重点建设项目。
由于阳川市本地并没有其他大规模的酒厂，因此大圣酒业从某方面来说，就等于是阳川市的‘市酒’。
这么一来，有几个好处。
旅游公司即可以满足保护区动物的食物需求，又不至于被巨大的开支拖垮。旅游公司和大圣酒业虽然同属于苏铭旗下产业，但财政分开，大圣酒业从旅游公司手里收购果类粮食，是要付钱的。
实际上，依靠政府补贴加上大圣酒业的收购费用，旅游公司几乎不用出什么钱。
而对于酒厂来说，本来就是要收购酿酒原材料的。
最初阶段，苏铭是准备在后山三座桃源里种植，提供酒厂原料。可这根本不现实，后山三座桃源面积有限，想要大规模种植不太可能，种出来的水果、粮食，根本不足以供应酒厂需求。
何况，三座桃源主要的用途是‘旅游’，布局规划都是为了旅游服务，不可能全部搞种植。
旅游做起来之后，山上纯天然无污染无公害的各类水果农作物，提供给游客都供不应求，哪里有多余的给酒厂？同样的产品，打出桃源的招牌，卖给游客，和给酒厂充当原材料，收入是天壤之别。
所以目前大圣酒业的酿酒原材料，只能本地、外地市场上采购。
在外人看来，大圣酒之所以与众不同，除了‘猴子酿酒’这种独特的酿酒方式，原料精挑细选也是重要原因。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只有苏铭知道：是太岁水。
因此，原料从哪买差别不大，秦岭地区适合各类农作物植物成长，山民们种植的粮食水果，质量本就不差。
从本地买，还节省了运费。
再加上减免税收等政策，大圣酒业反而能缩减开支，一定程度的扩大规模。
对于贫困户就更不必说了，日子还是像原来那样过，每年种出来的东西包产报销，上门收购，一丁点多余的心都不用操，只要不是懒得生蛆，年底就坐等着数票子。
在政府看来，这笔扶贫资金花的值，也愿意给政策，一石二鸟，即为贫困户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致富路子，同时又扶植了本地企业，一举两得。
在苏铭的眼里，就不知一举两得那么简单了，旅游公司、酒厂、政府方面、贫困户几方面都受益，简直是一箭n雕。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大圣酒业良好运转和保护区每年需要大量的各类水果农作物的基础上。
换而言之，如果这个报告经过市政府审核批准，苏铭和他名下的几个企业，阳川市的重要性，又会有一个飞跃。
王建设把报告仔细看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