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遥他们回长安后，就向省博提出了联合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机构，对骊古城遗址进行发掘。
由于萧遥的建议直接把考古经费问题给解决了，省博自然是没有任何异议的，由省博起草的报告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得到了正式的批示。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准备，一支聚集了省内最顶尖的考古力量的考古队正式进驻骊乡。对于整个古城的范围他们首先进行了认定。在者来寨的那一段残存的南墙正中的一阙口，应该是古城的城门。在已所剩无几的古城墙遗址上尚残留着模糊的椽木印痕，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兴奋不已，它说明骊古城是“重木城”，而这种土城外加固重木的防御方式，正是当年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
这也印证了《汉书?陈汤传》中关于“重木城”的记载，至于那个“夹门鱼鳞阵”，应该就是罗马军团特有的盾牌加长矛的罗马方阵。
从地理上看，这座古城峙守着祁连入口，背依大山，进可攻，退可守。这里是最佳的设置军事要塞的地点。不得不说郑曾当初跟萧遥所说的那些证据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西汉政府择此作为罗马军队战俘的生活和驻防之地，的确是经过了一定的考察的。
郑曾因为是这个发现的第一发现人，县里面已经正式任命他作为县文物局副局长了。这次考古发掘，县里面指定的负责人是郑曾，他负责为考古队提供后勤保障和协调关系。
“老郑，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的哦！将来在史书上也会记一笔的。”萧遥拍了拍郑曾的肩膀笑着说道。
“萧馆长，您就莫笑话我了。说实在的，我是真的没往那地方想。我就想着这里是西汉的古城遗址，谁又想得到是古罗马人的后代呢。这么些年在这村子里来来去去的多了，这村子里黄毛也多的很。就楞是没往那方面想。还是您厉害哦！”郑曾的确是实话实说。
但是萧遥却不这么想。如果不是他，萧遥也许就在河滩村转悠了，也不可能有这个发现的。他关照郑曾说道：“老郑，你现在是领导了，以后这话就不要这么说了，要变通一下。”
萧遥不想出这个风头，他只要能够做事情就很满足了。虚名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
为了对这座古城进行发掘，萧遥这些日子以来查阅了大量史料，从史籍记载中找寻证据。
有关骊县的设置，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多有记载和注解。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废县在今长垣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疾言之曰力虔。
《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说："黎，即大秦国也。张掖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其实，早在以前，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大秦也，张掖骊县为西域蛮族而置。"这"蛮族"即骊人。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
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古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
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县，本以骊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县取骊国名为县名，本以骊降人置。这就是中国从汉、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
从这些大量的史料中不难发现，其实关于这批来自古罗马的降兵从汉唐到明清，历朝历代都是有过记载和考证的。这就更坚定了萧遥最初的猜测。
随后的考古发现也对这个猜测进行了证实。大量的具有鲜明异域风格的器物被发掘了出来。而且他们在当地进行的一些走访和调查也能够给予旁证。这些罗马人的后裔在这里还保留着不少古罗马的习俗。
考古队走访的时候发现，当地葬俗与众不同，他们在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当地人对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斗牛。村民们在春节时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放牧时，村民们特别喜欢把公牛赶到一起，想方设法让它们角斗，而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经过初期的调查和发掘，他们发现这个古城的范围比较大，而且历史遗存也是呈层叠状按照年代的变迁而堆叠起来的。所以要对这里的遗址进行完全的发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初步的考证和发掘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那些新发掘的文物和史料记载，完全可以向外界宣布这一重大历史发现了。于是省博决定在燕京召开一次古罗马人东迁的专题历史研究会议。萧遥决定趁着这次的机会回燕京一趟，因为几天前米兰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他的异母弟弟姜卫东在燕京出现了，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