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卢业伟和蒲永江的谈话：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是不是在陈怀仁家打麻将了？
蒲：是啊。
卢：在陈怀仁家打麻将的还有谁？
蒲：还有李正林和索大友。十一月六号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索大友到屠宰场来找陈怀仁，陈怀仁就让我和李正林下班后到他家去喝酒，喝完酒以后搓几圈麻将。
卢：麻将打到什么时候？
蒲：打到凌晨三点左右。
卢：你赢钱还是输钱了？
蒲：我不赢不输。那天晚上，索大友的手气特别好，陈怀仁和李正林输了三十几块钱，李正林输得最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资标准比较低，每个月也就二三十块钱。三十几块钱的输赢不能算小了。
以上的谈话记录是由陶家的社会关系图牵引出来的，让我们还回到陶家的社会关系图上来。等介绍完陶家社会关系以后，再说另外几份谈话记录。
戴顺利，陶为良的好朋友，也是小学、中学同学。年龄四十四岁，和陶为良同龄。现在在建邺区烟酒公司当总经理，下辖三个门市部，还有一个酒厂。戴顺利原来是一个剃头的，因为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学艺，当了一名理发师。一九六七年，他鬼使神差地扔下剃头刀，戴上红袖标，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领导，半年后，当上了区革委会副主任，时势造英雄，戴顺利算是悟出了这句话的真谛。前面，笔者曾经提到过一个情况：陶为良的妹夫余伟杰，在晓庄师范学院当助教，为人思想激进，经常说一些不满现实，批评时政的话，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文章，所以，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游街，陶为良就请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并帮他换了一个大套的房子，这才使余伟杰得以脱身。现在，大家应该知道陶为良是通过谁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了。对，就是通过戴顺利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
戴顺利从小不爱学习，但喜欢和学校里、街道上、里弄里的捣蛋鬼在一起混，一起耍，戴顺利鬼点子特别多，胆子尤其大，他敢闯，还不怕死，又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捣蛋鬼们都听他的。戴顺利带着十几个小混混把几条街上的人闹腾的不安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魔头。无产阶级那个文化那个大革命一开始，戴顺利觉得机会来了，他领着一班狐朋狗友，开始了他的事业，当时，匆匆忙忙组建起来的区革委会，正需要人手，很快，他成了一班造反派的头，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戴顺利组织了三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一个是大学教授，两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亲自指挥了两次抄家活动，抄家对象，一个是荆南农业大学的副院长，一个是资本家，这两次抄家活动，收获颇丰，戴顺利暗示一个心腹将抄到的东西留下了一部分。这部分东西后来就成了他们的活动经费。因为这次抄家尝到了甜头，后来，戴顺利特别热衷于抄家。有时候，戴顺利还给手下发薪水。当时，在区革委会的领导下，一共有四个工作队，四个工作队中，戴顺利的工作队干的最欢，最出色，而且手下的人越来越多，不久，一部分红卫兵也投到戴顺利的旗帜下，市革委会也需要戴顺利这样的干将，几个月后，戴顺利被提拔成区革委会副主任。所以，戴顺利和解解放谈余伟杰的事情的时候，解解放立马答应了。
奇怪的是，在区革委会副主任干的正欢的戴顺利，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成了烟酒公司的副经理，九月，成了这家公司的第一把手。一九七一年秋天，戴顺利被安排到烟酒公司当了工宣队的队长，之后，工宣队撤走了，戴顺利留在这家公司。
郝队长和戴顺利见过一次面，郝队长和戴顺利见面，不是怀疑戴顺利——以戴顺利和陶为良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和陶家的案子有关联，郝队长找戴顺利，目的是想从戴顺利的口中寻找线索（所以，没有谈话记录，关于戴顺利的情况，是郝队长口述的），戴顺利和陶为良从小玩到大，什么人和陶为良有深仇大恨，戴顺利应该是知道的，凶手肯定是和陶为良家有深仇大恨的人，凶手肯定是隐藏在陶为良社会关系中的某一个人，深仇大恨有两种，一种是放在桌面上的，这是显性的，一种是藏在桌子下面的，这是隐性的。人对人的伤害，有时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所以，才要在戴顺利的口中去寻觅——这才是郝队长找戴顺利的真实目的。
在郝队长的印象中，戴顺利确实非同凡响，这个在混混窝里和官场上厮混过的人，混混气息和官僚做派融为一体，混混身上的流氓气和官僚身上的精明全写在他的脸上，郝队长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戴顺利应该是在官场上颇有心得，提升很快，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又知道进退的角色。
但郝队长没能从戴顺利的口中寻觅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戴顺利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郝队长之前掌握的信息。
唐旭东，陶为良的高中同学，年龄四十五岁，比陶为良大一岁（初中的时候，曾经留过一次级）现在是曙光电影院的经理，陶为英和戴顺利都提到了这个人。原因有两个：第一，唐旭东和陶为良走得很近，陶为良曾经帮唐旭东换过一套地段比较好的大房子。唐旭东经常请陶为良单位的人看免费电影，陶为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