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在商是仪，在周是制。
周公的选择是延续美德，保住天命。
以礼维序，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lún_lǐ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他们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哈拉巴）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他们的政权都是神授，他们的国王也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
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自己的政权是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lún_lǐ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既然如此，周人的胜利当然来得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拿下殷都，则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人心大失。
那么，殷商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则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