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而且当年深圳这个“圆梦之城”，或者“筑梦之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90年代的“安子现象”，一个20多岁叫安子的女孩子。
阎肖锋：打工仔文学的代表。
王牧笛：她穿着妈妈做的花布衣裳，就跟她的表姐从广东的梅州来到了深圳，经过了若干年的打拼，1992年被评为深圳“十佳青年”，写文章、当董事长，她是从一个插件女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她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
阎肖锋：当时深圳的一个口号就是“从打工仔到董事长”，这是一句对当时很多人都很有吸引力的口号。
王牧笛：当时安子还说了一句话，说在深圳太活跃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太阳。这是当年深圳的一个景象。而且当时所有在深圳的打工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深圳你只要付出、只要努力，就一定有收获。
郎咸平：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阎肖锋：现在光是一个房价就能消灭多少个马化腾，对不对？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应该是在2003年的时候，凤凰卫视做了一个专题片叫《深圳爱人》。因为凤凰卫视也是从深圳起家的，那期的主持人是吴小莉，她就把深圳这个城市跟年轻人的关系比作是一种恋爱关系，这种恋爱关系在2003年的时候出现了破裂。但之前他们是非常好的互帮互助。
郎咸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话题。
阎肖锋：然后就是互相抛弃了。要么是我抛弃你，要么就是你抛弃我。很微妙。
郎咸平：因为2003年之后整个体制开始转型，开始和其他城市一样，没有它自己独特的追求了。
阎肖锋：“国进民退”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郎咸平：那个时候就是深圳持续下滑的开始。
王牧笛：所以媒体评论说当年是“黄金时代”，这段时间是“迷惘时代”，深圳开始迷失了。
郎咸平：这个“黄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按照你刚刚讲的这个话，就是当时的差异化，这个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由一种恋爱关系形成的。也就是说，用一个爱，一个对别人的关怀，让企业家、工人跟政府官员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对未来都有很多畅想。你政府不需要太多的干涉，四个衙门就可以了，然后推行得非常顺利。
王牧笛：当时大家去深圳的时候，那里满地荒凉，都是土坟堆，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建起来一个现代化城市。
郎咸平：对，可是到了2003年之后，这种恋爱关系被一刀斩断，之后，特区的优势就随风而去。
阎肖锋：郎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差异化，就是差异化竞争。我记得“混沌理论”里面讲过，就是当一个个体想不被它的母体同化的话，就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己足够强大；第二，坚持的时间足够久。你像梁湘、还有袁庚，包括这批知青，他们都是深受旧体制之害的人，有很强的反叛性，反弹很厉害的，所以他们那种冲劲能一直坚持，坚持到2003年、2004年。
王牧笛：包括之前来咱们节目聊天的禹国刚，禹老爷子，他是深交所创始人。他也是当时自己到广州迎宾馆参加日语考试，然后就被选拔到国外去考察证券市场，回来就成为领导干部了。
郎咸平：现在哪有这样子的呢，干部轮调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差别？都一样了。它这个差异化最后在体制面前瓦解了。
王牧笛：我们刚才说一个关键词，叫特区不特，人才只是其中一方面，现在“北上广”的人才可能不比当年的深圳差。还有金融，一直是开放的金融中心，这是深圳引以为自豪的。但是现在连重庆都能成为花旗银行的离岸金融中心。
郎咸平：人家都不来深圳了。富士康都跑了，它也不留在这边了。
王牧笛：所以深圳市委党校的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坦言，深圳不特，能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来，理论上讲，特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很快。结果最近这几年，天津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6以上了，而深圳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还只是11，单从这个方面来看，它也不够特了。我记得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也曾经公开表示说，深圳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明显受到四大因素制约，土地空间受限、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压力、环境承载力这四大难。
所以说，特区不特之后，前路堪忧。
阎肖锋：实际上我一开始并不是要来广州的，我是想去深圳的，没去成，可能就是我还不够有野心。对于深圳和广州，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深圳是一个疾走的青年，而广州是一个蹒跚的老者，就是说广州是一个体制内的老人，明显是追不上深圳的，但是这么几年下来，我发现深圳实际上跟广州差不多了，都有点蹒跚而行了。而且某种程度上讲，广州有时候可能还要比深圳走得快点。
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后悔没有去深圳，现在觉得去了以后也不过如此。我估计我这种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刚才说的所谓四大难题其实都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这种老人心态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郎咸平：而且这个老人心态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被体制所征服，才产生了老人心态。
深圳的希望：洛杉矶之路
洛杉矶跟我们现在的深圳一样，没有土地了。那没有土地，接下来如何开发、如何发展？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