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因为家本身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可以分担很多结构性的压力。所以为什么说这次巴菲特来华，他们的慈善观到我们这里会水土不服呢，就是因为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对慈善、财富的理解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看美国这些知名的企业家在谈到自己的财富密码或者创业史的时候，都忘不了他们那个新教的因素。比如说咱们以前聊过那个j.p.摩根，他总结了自己的财富密码，他说他的成功得益于从小妈妈告诉他的三句话：第一句，凡事感恩；第二句，有了钱捐出去；第三句是每周日早点去教会，坐第一排。你看，他们的财富密码都跟宗教相关。但是我们还发现，美国这种全民践行的慈善观，除了有宗教因素，或者刚才教授讲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整个制度环境，比如说他们的遗产税居高不下，而如果他们捐献给了这种公益事业，捐献的那一部分可以抵税，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李银：这是一个诱因。
郎咸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捐了钱之后，比如说捐给这个基金会做这件事，我可以清楚地、透明地知道这个钱就会做这件事。
李银：对，它做成什么样儿都会公布出来。
郎咸平：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它做的事会比你自己做效率高得多，成本低得多，因此你愿意透过它做你想做的事。李银：这是因为西方有基金托管这种模式，它其实是企业化运作，有专业的人去运营这个团队。但反过来说，如果巴菲特跟比尔·盖茨能把这种管理模式带到中国来，这对我们倒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郎咸平：可是管理模式不是说你个人管理，而是一个国家首先要有良好的监管制度，之后呢，你可以在基金管理方面找到一个具有信托责任的基金管理人。
李银：有人跟我们建议，说让巴菲特跟比尔·盖茨过来，先去寺庙找一个大师，让他出头来募捐，效果绝对会好一点。
郎咸平：我们这个寺庙会更有意思，如果看到巴菲特的话，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问，我们如何上市？我们少林寺前阵子不是在忙着上市吗？我实在搞不明白，你说你少林寺拿了这么多的钱，你有没有像巴菲特一样成立某某基金会，公正、透明地让你的信徒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吗？更可怕的是什么？我发现你除了到处演练你的武术之外，就是把少林寺当成一个敛财的工具。在干嘛呢？上市！少林寺都能上市？滑天下之大稽了！你看美国的教会会不会上市？怎么可能呢？
王牧笛：有媒体评论说，你这到底是“拈花微笑”还是“末日法门”？
郎咸平：就是。
王牧笛：而你看现在这帮企业家，就是这40个亿万富翁，他们在做的一件事，媒体叫它“日落条款”。什么是“日落条款”？就是必须给定一个最后的期限，就是你每个富豪要说我在什么期限之前把我这个身家，是一半地捐还是90地捐，你要给出一个比例。这就有一个很强的执行力。
李银：我个人会觉得它不太像慈善了，因为慈善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是自愿捐赠的。如果用条文规定或者是强制他执行的话，味道就有点变了。
郎咸平：比如说我们汶川地震的时候，你看看，有钱人也好，公司也好，影视明星也好，我们的网友逼着他们捐钱，他们捐了多少钱都要披露出来。当然很多人是假捐，还闹了一大堆事件，比如章子怡事件。
王牧笛：章子怡事件之后，很多明星噤若寒蝉，特别害怕，捐完钱以后马上要把收据晒到网上，唯恐网友说他是诈捐。
李银：这是慈善吗？这是一个个人形象的营销。
郎咸平：这是一个社会给的压力，逼得你不得不捐钱。
王牧笛：如果所有人的捐款行为都成了“被捐”，这就成了一场秀，想想看，这个秀太可怕了。
郎咸平：我们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以家族为主的国家，中国人要保护家族，他要把这个钱留给自己的子女，这个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正常的。
李银：可以理解。
郎咸平：你要让小农经济的人拿出钱去帮助别人，我相信他会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乔家大院》的时候，我发现一碰到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乔家就施粥，对不对？我相信碰到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会这么做的，比如说汶川地震，我们老百姓不是表现得很好吗？
慈善，应该姓“民”还是“官”
慈善这个东西，政府不应该过度干涉。但是，政府的监管是不可少的。因为只有政府有这种公权力，可以叫你公开所有的捐助，所有的投资，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你。
王牧笛：但是现在另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关于政府介入。现在很多人在争论说，美国是这些企业家在做慈善，而中国可能很多是政府在做，比如刚才说的项目制，也就是政府介入，那么慈善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是姓“民”还是姓“官”呢？
郎咸平：政府不应该过度干涉。就是说你把钱捐了，政府不能拿这些钱想干嘛就干嘛。比如说我这个捐款是给汶川的，你政府说，汶川的问题解决了，我拿你这个捐款去干别的事，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晓得，政府的监管是不可少的。我请问你，在美国如果说一个基金诈骗怎么办？谁来处理问题？当然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