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日军队长挥动手臂的刹那，日军的机枪几乎同时响起，几秒钟后，先是掷弹筒，后是迫击炮的爆炸声又夹了进来。
警卫劝赵登禹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他不肯，反而试图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29军残余的骑兵，冲了上去，但这次，马刀和大刀没能招呼到鬼子的头上；特别是那两辆卡车和那辆经过伪装的小车，直接冲向日军的阵地，车上的士兵也一起开火，打中了一些日军。但卡车没有装甲，在冲到离敌阵地数十米远的地方，不是车胎被打爆，就是司机被打死，或被前面倒下的马匹拦阻，每部车上各有20多名士兵也逐渐全部牺牲。
从后来战场情况分析来看，这是赵登禹将军在亲自指挥卫队反击。此时，敌军控制有利地形，而我方毫无遮蔽。193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座车，在陕西劳山遭到土匪袭击时，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警卫人员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来与敌争夺制高点，应该说赵将军的处置是合理的。
尽管将军的指挥在战术上没有错误，但是，日军火力远非土匪可比。三辆没有装甲防护的中国军车遭到日军第七中队和第三机枪中队的密集射击，结果可想而知。
日军边射击边接近被击毁的那辆轿车时，从车内发现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给宋军长写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
发现将军遗体的日军小队长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级上报中队长，大队长。后来，日军虽大势宣染南苑的战绩，但文稿中也不得不充满对赵将军的敬意！
赶来调查的日军很快在汽车旁边找到了腿部被子弹打穿的司机，他当时正趴在一边装死。根据审问，得知这名司机并非军人，而是商会的雇员，该车也属于商会的，战前连同司机借给赵登禹将军为座车。司机并证实后座上的便是赵登禹将军的遗体。
小队长佐佐木不再理会那个什么司机，他握着指挥刀，洋洋得意地和部队一起追击29军剩余的部队，因为他知道他将被写进历史，是他的部队，严格意义上讲，第一个在正面交锋的战场上打死了中国军队的师长（将军）。
（三）。
这场伏击，本来应该角色互换，该由作为抵抗侵略的中国军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去抗击来犯者日本鬼子。
这一幕的出现，一是因前文所提到的那个神秘电话，北平军事会议所定南苑驻军撤退的命令还未送到赵的手里，日军占领平津后的所谓“天津市长”——叛徒潘毓桂就将它密告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鬼子提前做了兵力部署；南苑学生团的防区位置也是有这个叛徒泄密的；在日军占领平津的战斗中，这个叛徒真是“劳苦功高”！
这个叛徒为什么能得到全部的情报，二就不能不说是当时平津的主帅宋哲元的优柔寡断了。
（四）。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军长宋哲元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宋哲元也由此获得了，像征着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日本兵的钢盔上后来加了道可以上下活动的铁护颈，据说就是为了防备29军的砍头刀。
在宋哲元的率领下，29军战士吃饭前，要先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29军还将袁世凯正式接受“二十一条”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有时还禁食一天以纪念国耻。
在这样鲜明的爱国教育之下，29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一直非常高。1937年春天，华北的“小委员”长宋哲元南苑搞阅兵，特地请来了驻北平的各国驻华的公使和武官来观看。部队走完分列式后，身材高大，军容整齐的军长宋哲元，在主席台对他们提了个问题：“学员们，我们当前的敌人是谁？”当时，宋哲元本来以为部队会齐声高喊——共产党。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受阅部队整齐划一，举手的举手，举枪的举枪：“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此话一出，高坐主席台的宋哲元和日本官员面面相觑，十分尴尬。正是那次阅兵之后，日本人给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宋哲元本人也曾叹言：“我如果再不坚决抗日，怕是连29军的弟兄都不听我的了。”
在“七.七”卢沟桥中日开打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没有像四年前那样下死令抵抗，而是一直对日军妥协，竭力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宋为什么前后有如此的反差？按现在我们历史的分析：主要是宋还是旧军人出身，开始没有地盘，会努力争夺。一旦成为了有队伍有地盘的“诸侯”，保存实力，绥靖主义思想就抬头了。底层将士抗战意志坚定，上级高官患得患失，这就是当时不少中国军队的壮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