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无论是把稻个子装到车上后，还是把平车拉到场地上打晒，一直都是刘军和海鸥为主力。看着两人一人拉车，一个在旁边打吊绊，装得象小山一样的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飞快行驶。妈妈感即万千道：“城里人都说农村人重男轻女，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两个女人，能拉得动这架平车吗？多亏那时候东躲西藏生了海鸥。”
我一直认为妈妈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妇女，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每天和村里人东家长西家短，嘲笑别人家针尖大的事，简直就象无孔不入的小报记者。流言蜚语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就连村谁家下一窝小猪，也会让他们口舌翻飞地讲上三天三夜。可事情一发生在自己家，就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我刚回家那几天，她自感颜面扫地，连门都很少出。自从刘军进了我家门后，她腰杆好象直起来了，继续不厌烦其烦地“东家长西家短”。
但现在她说出这句话，我却认为她简直就是一个哲学家。如果我不是正低头在后面推车，我简直要仰视她了。她一个农村妇女，竟然给存在中国几千年的重男轻女思想，做了最朴素的诠释。和她相比，那些就这个问题旁引博证、喋喋不休，却始终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的社会学家，简直给她提鞋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