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一方面拒婚，一方面积极备战，尤其是加强齐之南疆防务，同时派使四出，西连秦、晋，南结楚、越，使吴王不敢轻举妄动。
伯嚭归国，将齐景公的回信呈与吴王，这信写得很委婉，不似阖闾的去信那样专横生硬，但却不卑不亢，柔中有刚，恭敬中透着凛然正气。读了齐王的亲笔信，阖闾雷霆震怒，发直立，目圆睁，心裂肺炸，面似猪肝，他坐卧不安，寝食失节，遇事便烦，见人就恼，拍案捶床，狂饮轻杀。他多次聚文武于廷，议兴兵伐齐，但争来辩去，终无结果。他找孙子与伍子胥商讨，二人见其精神失常，均漠然置之，不冷不热，不置可否。群臣的态度，恰似向腾腾燃烧的烈火浇上了无数桶冷水，火渐渐被熄灭。正当这时，从北方传来了齐扩军备战、加强国防和外交活动的消息，阖闾变成了经霜的秋草—蔫了。三伏盛夏，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肆虐，暴雨如注，接连数日，有可能酿成风灾、水灾或雹灾，然而，待雨过天晴之后，浩浩苍穹依然是炎炎红日，朗朗乾坤。江河之中，湖海之上，常常会袭来一阵风暴，掀起万顷波涛，致使樯倾辑摧，船翻人亡，然而，风暴过后，浩瀚的水面上依然是渔帆点点，百舸争游。自然界的风暴波涛容易平息，尽管它造成的灾难常常是毁灭性的，但却是暂时的。人类社会的风暴波涛却并不如此简单，自然，它亦会平息，但人们心灵上的创伤难以愈合，心皱无法熨平。一场吴楚战争，一场吴齐婚姻风波，使孙子对自己多半生的追求产生了怀疑，根基动摇。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常常百感交集，怅然若失。回首以往，孙子醉心于兵法研究几十年，勿需回避，兵法是战争的总结，是指导战争的工具和武器。战争的爆发大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强大国家的侵略与扩张，另一种是弱小国家的自卫与防御，无论哪一种，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造成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土地荒芜，家园被毁，妻离子散，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打起仗来非生即死，毫无妥协的余地，既无感情，更无慈悲，因而战争使人成为无情的动物。战争惨无人道，是人类兽性的发作，失败者将深仇大恨埋于胸中，伺机报复，他们生聚教训，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一场新的、更加残酷的战争正在孕育着；胜利者变得专横暴戾，乃至嗜杀成性。自古欲壑难填，弱者欲强，强者欲霸诸侯，霸诸侯者欲王天下。即使将来有一天，有某一诸侯靠着铁与血的战争统一了天下，又能给天下百姓带来怎样的利益呢？孙子心中茫然……
想到战争的残酷，给天下百姓带来的灾难，孙子颇有追悔莫及之感。当孙子的心在隐隐作痛，不时地忏悔自己的时候，孔子的形象涌进了他的脑海。在政治上，孔子主张和平共存，并极力宣扬仁政德治。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以道德做根本，以道德感化人民，人心自然归顺，犹如天空中的北极星，在自己的一定位置上不动，群星拱之。他说，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饬人民，人民只求避免犯罪，但无羞耻之心。倘以道德引导人民，用礼教教化人民，民不但有羞耻之心，且能改邪归正。过去，孙子视孔子的这些和平主张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不屑一提，嗤之以鼻，现在却觉得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孙子对孔子的思想由否定而重视，认为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但却朦朦胧胧，不知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怎样评价，然而，孔子对孙子的《兵法》思想却态度明朗，大红大白。当他获悉孙武本齐人，后来逃至吴国，与伍子胥共辅吴王一举破楚时，不悦地说道：“至他人之国，使生战事，此乃无德之人。”孔子听说吴灭楚后，孙武任吴之大司寇，喟然叹道：“如此深谋善战者当政，天下何有安宁之日！”后来孔子有机会详读了《兵法》十三篇，发现其间确有耐人寻味的深奥道理，盛赞其“言简意赅，不可小觑”，“此书乃论战之权术，其理论颇为深远”，“孙子兵法，贵在不战而屈敌之兵，乃杀伐最少之兵家权谋”。一向主张仁政德治，反对战争杀伐的孔子，竟对《兵法》十三篇如此赏识，岂不令人深思！孔子说：“今日一见兵书，我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是书不仅可用来治军，亦可用来论政、经商、处世。用于政治，可以治世；用于经商，可为纵横之书；用于处世，可防人机谋。今日喜读此书，我更拟会见其人。”又说：“《兵法》十三篇虽为权谋论战之策，然其目的与我有殊途同归之理。彼以武力平天下，我以仁政德治为依归，其间有许多雷同之处。我欲往见孙武，与之沟通思想，或可平息往后些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