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脸上泛出光来，自豪地说：“要是换作别人，早就开除了，但我是为了救他才受的伤呀。所以，他给我报销了全部的医药费。只是，我让他以工伤赔偿我时，他没有一次性拿钱，而是把我调到现在这个位置，并承诺说，以后我可以在厂里干一辈子。我一想，我才三十岁，如果干到六十，每月两千也可以赚到六七十万呢，不比他直接赔钱给我多？于是，我就留下来了。”
我纳闷道：“既然如此，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他神情立刻黯淡下来：“最近，我的右肾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己经是慢性肾炎了。我找王董报销医药费，没想到，他不但不同意报销，还把我骂了一顿，说肾炎又不管他的事。现在王董很信任你，我想请你帮我说说情，你看行吗？”
我看了看杜丰收那渴望的眼神，只好点了点头：“我试试吧。”
但我明白王董的为人，在当初拒绝一次性赔偿的时候，其实己经准备赖掉这笔钱了。所以，迟迟不知道如何开口。偏偏杜丰收看到我就问，弄得我那段时间，看见他都绕道走。
其实不仅我日子不好过，对珠三角的企业来说，2008年无疑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年初雪灾造成的民工荒和元月一号推行的新《劳动法》的风波还没过去，4月1日底薪涨到770元的规定又让工人的心不平静起来。罢工的风潮，再一次席卷了整个东莞。罢工、堵路、拦车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哪天出门见不到罢工者，简直都成了稀罕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上级每抛出一个新举措，我们厂就要寻找应对的方法。比如，上级规定不能逼迫工人加班，那么公司就让工人填写《加班申请单》，说明工人是自愿加班；上级规定加班时间不能超标，那么公司就做两份考勤，一份真考勤算工资，一份假考勤应对检查；上级要求涨底薪，那么就将原先免费的住宿费和伙食费扣除等等。
这些措施不一而足，相同点就是，上级任何一项对工人有利的措施，都无法落实到工人身上，工人反而有可能历此遭受损失！好在上级派下来检查的人，暗中收了厂里的钱，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越是这样，工人越是人心惶惶。
这两年，东莞媒体一直在大肆宣扬当地政府“华丽转身”、“壮士断腕”的豪言壮语，并声称要把在莞的“低素质”人员驱逐出东莞。但是雪灾之后，这种声音渐渐小了，直至现在销声匿迹。
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逐渐到来，事情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我很快发现，原先媒体口中的“低素质”人员的称谓，不知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新莞人”，并宣称己经并即将对“新莞人”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当然，那些政策，并没有那个所谓的“新莞人”人从中受益。
不过，至于打工者是“低素质人员”还是“新莞人”，这些都与我们打工者没有什么关系，与王董也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王董首先要应付的，己经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个在内地投资一向顺风顺水的港商，现在简直是内外交困，烦不胜烦。更让他心烦的是，当地政府也凑起了热闹。
五月初，多日不见的麦厂长回到厂里，传达上级指示：“镇里要召开万人大会，和外来务工人员关系息息相关，耐步厂的所有人，都必须参加。”
厂里只好停了工，组织工人前往村中心广场。我们到时，广场上己经坐满了密密麻麻的打工者。这样的集会，让所有人都感到新奇，有的甚至象过节一样兴奋。在此之前，任何打工者，从来都没有参加过由政府方面召开的任何活动。事实上，在打工者的心中，衣食父母就是老板，如果不是要办暂住证什么的，是根本没有政府这个概念的！
会议首先由尹董做报告，尹董五十多岁，长得肥头大耳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肥头大耳、腹部挺起似乎成了某些官员的标志了。尹董的广式普通话说得没有麦厂长流利，不时引起哄堂大笑。
他说：“各位外来工朋友们：我长话短说，村里为了维护来莞建设者的文化权力，满足大家的文化需求，正准备创办图书馆和文化夜校。”
确实，外来工的文化生活太枯躁了，仅有的业余时间，男工打牌喝酒，女工逛街织毛衣。所以，尹董的话，赢来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待掌声平息，尹董忽然话锋一转：“现在治安形势严峻，犯罪分子很猖獗啊。大家要树立法制观念，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当然，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就是要遵纪守法，不要知法犯法。”
听到这里，刚才还嘻嘻哈哈的打工者们全都沉默下来了，不知道尹董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