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林不是那种不肯听被人说话的人，更何况梁启超说的十分有道理，财政的公开是政府和民众之间最起码的信任桥梁。
如果中国是一个大企业的话，那么纳税人都是这个企业的股东，他们把钱交给政府来运作，并且在运作中得到他们应得的红利。在企业经营顺利的时候大家多少都能得到好处，可能矛盾不是那么突出，可是一旦企业发展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股东们假如对你的财政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就会凭空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版本来，你这个企业可能就完蛋了。
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教训很深刻的，很多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因为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就算没有那些外部的原因，内部出现问题也是你无法避免的。
比如要是有个官员养了个什么美美出来，你怎么解释？你告诉纳税人那个官员养美美的钱是他们自己赚来的？或者你说美美的钱和官员们没什么关系？这不是笑话么。
一个官员你可以用严厉的手段处理他，但是这样的官员多了，你让纳税人怎么相信这些人花在美美们身上的钱不是他们的血汗钱？你就是手段再雷霆也没有用，你抓一个就意味着你承认又有一个官员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拿去自己花了！
公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让那些纳税人知道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是取信于民的关键，也是保证官员们不敢太过分的关键。一条公路修了几个亿，三天大雨冲塌了，你这几个亿是怎么花掉的纳税人不能过问一下么？
话说回来，要是在政府规划建设这条路的时候就进行公示，告诉所有人这条路打算花多少钱，这些钱有多少是用于工人工资。有多少用于征地，还有多少是买什么材料要花的，估计就算出了事老百姓首先也是把矛盾对准施工方，不会找你政府什么麻烦。
你不说的后果就是他们马上想了，这十几个亿最少有多少又被哪个领导拿去给美美们花了。等到你处理了一批责任人的时候，那些纳税人会说：“你看，我们猜的对。”
长此以往，纳税人就觉得他们把钱给你们拿去让美美们花，是一种很傻的行为。他们想着不去当傻子的时候，纳税光荣这四个字。永远是挂在税务大厅里面的口号。
当然，杨小林也不会让所有的纳税人都有查政府账目的权利，全国那么多纳税人，随着经济条件好了肯定更多，你查一天我查一天，这政府还要专门组成一个班子来应付他们才可以。
他采取的办法是，年纳税额在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个人和企业，将在每年的年底有专门的听取政府工作汇报的权利，并且在听取汇报的同时他们将看到政府的财务明细报表。
在那个时间段他们可以对政府的更项收支进行详细的询问。政府必须回答。过了这个时间段，如果他们对某一个项目的运行不太了解，可以提前一个月向政府提出查看账目的申请。若是对某一项账目有异议，可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或者向国家经济发展部直接反映。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平等的，杨小林虽然喊着说保证最底层的老百姓的权利，但是他保证的只是这些人活着的权利。收入到一定阶段了你就要纳税，最低是百分之八。这个数字也就是政府人员的基本工资的数字。交了这个税，你就有向政府提建议的权利，政府每年会给你一份报表。你可以填写你的政府的期望和不满，会有人专门看的。
当你的纳税额达到了百分之十五的时候，你就可以参加每年当地政府组成的会议，在会议上你能直面那些官员，质疑他们，并且就一些你不满的问题让他们做出明确的解释出来。
纳税额达到百分之三十，你就有查政府项目的权利，你还可以要求召开纳税人代表大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对某个官员的做出提出质疑。虽然你的不信任和质疑可能不会被政府采纳，但是只要你提出来，那个官员就必须到上级政府做出解释。
这一点上那些民主人士并不满意，陈天华曾经和杨小林说过，希望不信任提案能作为政府衡量一个官员业绩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要当地的纳税人提出不信任，就将影响官员的升迁。
杨小林没有听陈天华的。陈天华说的很有道理，也许这个衡量办法是最简单的，但是杨小林担心这样的话就跟以后要求零上访率是一样的弱智了。官员们会想尽办法阻止那些人提不信任案，相信他们，他们有的是手段。
至于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官员的水平，决定他是该升迁还是辞职，现在杨司令真没有想到。所以说他的政府还是不完善的。
最后，目前中国的纳税最高额度在百分之四十，全国只有少数的几十个企业家能达到这个标准，这些人的权利就更大了。北京每年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他们来北京商讨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纳税额有资格达到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你又有好的计划的话，你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走向。
杨小林的这个做法就是日后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一样的仅仅就在于人民代表是靠人民选出来的，而杨小林这个代表不用选，硬性规定，看你的纳税额。
唯一的特殊情况是对那些外国来的商人制定的。
中国的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势头强劲引起了很多外国商人的兴趣，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