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种议论中，恒河医药第一分厂在三天后第一次发放了工资，就像那个资本家承诺的一样，每个工人的工资都涨了，而且一分不少的涨了三十块钱，现在在恒河医药工作的最少都能领到二百块钱的工资，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即便是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才不到两百块钱。
这就很难让人淡定了，大家都在一个家属区里，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就因为东家不同，待遇就差了这么多，这还有天理吗？
于是就开始有不少人闹情绪，他们认为，自己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到现在还只有一百多块钱的工资不公平。人家资本家都给涨工资了，他们这些国营企业的职工没理由不涨，要不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体现？
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去考虑沙克鲁的工厂才仅仅只有二十几个人，每个人提高三十元的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而已，可是工业区足足有三万名工人，如果每个人都提高三十元的工资，那对于这些国企工厂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国企的利润绝大部分是要上缴财政的，即便不上交，利润全部留为己有，一次性给员工提高这么高的工资，就意味着工厂每个月要增加一百多万的开支，那厂子要是不黄摊子都鬼了！
没有人在乎企业的困难，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看见的只是自己的待遇比别人低，那就不行，于是甚至开始有人宣扬其实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好，但他们却不知道，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类似沙克鲁这样的举动，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有关部门处以巨额罚款，不但会被罚的倾家荡产，还会被抓进去关上几年。不过在这个时候的中国，这么做倒是没关系，因为暂时还没有建立起与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而且沙克鲁也没想借此来挑动工人的情绪。
因此他的这番举动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来工厂的应聘者暴增，人事处那里一时之间人满为患，而作为最初给沙克鲁提出建议的陆寒则成为了工厂的临时厂长，同时也是沙克鲁在工厂里最信任的中方人员。
眼看着工厂进入了正轨，沙克鲁便离开了冰城、返回了印度，将整个第一分厂全都交给了新任厂长陆寒。
别看沙克鲁好像对陆寒极为放权，其实他是通过两个手段将分厂控制的死死的。
?一是在销售上进行控制，所有的订单都是新德里总公司这里洽谈、接单，分厂在这方面没有插手的权力，所有的生产任务都是由总公司向分厂下拨，分厂的任务就是保质保量、保证时间将产品生产好。
二是在财务上进行控制，所有的产品收入都是进入总公司账户，所有的收入和消耗也都是由总公司按季度打款到分公司账户上。这样就等于间接控制了人事，因为即便分厂自作主张招了人，你也没钱发工资。
尽管限制很多，但陆寒依旧对现状非常满意，因为不管怎么说，自己现在都是一厂之长了，虽然跟国企药厂没法比，但手下也有一百多名员工，而且自己的工资可是高的吓人，比国企药厂的厂长都要高出一倍，按照印度老板的话说这是高薪养廉，不过他也知道，人家国企厂长的实际收入要比自己高得多，毕竟这年头谁还指着死工资啊。
在陆寒好不容易将工厂的事务理顺，生产工作步入正轨之后，陆寒接到了印度老板发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陆厂长，准备好几个仓库，最近几个月会陆续有产品从总厂发到你那里，一定要注意保存，并且对这件事进行保密。”
本来陆寒还有些好奇，想要问一下为什么要大老远的从印度把产品运到东北，这不纯粹浪费路费么，但当他听到沙克鲁让他保密之后，他就明智的不再胡乱打听，毕竟自己刚刚当上厂长，位置还不稳当，还是别让印度老板厌烦的好。
不过没过几个月，陆寒就明白了老板的良苦用心，因为在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9月18日，印度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不到两周的时间，瘟疫就已经扩散到了印度的七个邦和新德里行政区，瞬间就引发了全印度乃至于全世界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与瘟疫有关的疫苗和药物都变得千金难求，可以说所有在此之前囤积有该类药物的药商全都大赚了一笔，可是陆寒的印度老板沙克鲁--潘迪特却偏偏反向而行，公开免费捐赠了价值一千万卢比的鼠疫疫苗，并且将平价出售四环素、磺胺等特效药物。
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虽然我是一个商人，赚钱是我的本职，但是我知道有的钱可以赚有的钱却万万不能赚。这一次我们国家遭遇了自1966年以来最大的鼠疫灾难，不计其数的同胞们受到瘟疫的折磨与威胁。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应该站出来做一点什么了！
作为一个药商，我始终都有在药库中储存一些药物的习惯，万幸这次我的药库里有着数量不少的四环素、磺胺等治疗鼠疫的特效药物和一些鼠疫疫苗。我知道现在在新德里这些东西的价格有多么的昂贵，如果我按照这个价格将库存的药物出手，那么无疑我将大大的赚上一笔。
但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会让我的良心难安、会让我所信奉的沙克提女神对我失望、会让无数经济窘迫同胞受到瘟疫的威胁，所以我决定依旧按照瘟疫爆发之前的价格进行出售，并且将所有的疫苗全都捐赠给新德里皇家医院！
而且与此同时，我也在中国的恒河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