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任何体系都有漏洞朱元璋的这个体系也不例外
朱元璋是一个搞制度的人。
他很了不起，很勤奋，终其一生，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还成功地普及了法律。
我们之前说过，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笞、杖、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当然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
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
所谓《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罪犯的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广泛散发，人手一册。
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采用了案例，应属于判例法，这么看来朱元璋还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侦破故事一样。更重要的是，里面还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剥皮等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然后发誓这辈子不犯法。
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实在是一种创举。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没有希望工程，读过小学（私塾）的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一个人读，无数人听，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字，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普及。
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听、去读。这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奇人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他的办法具体操作如下：比如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县官已经定罪，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但差役却不忙，他们还要办一件事，那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找什么呢？
就是这本《大诰》，如果找到了，那就恭喜张三了：如果本来判的流放，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
反之，家里没有这本书，那就完蛋了，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差役就会先恭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咔嚓掉他的脑袋。
其实从法理上说，家里有这本书，说明是懂得法律的，按照常规，知法犯法应该是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而言，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方法了。
朱元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普及了法典，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但他毕竟作出了尝试。
参考消息
《大诰》
在朱元璋的倡导下，明朝百姓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很高，当时直隶（今江苏）有位学者写了一首诗，名为《读大诰作巷歌》，描写许多地方出现了“挂书牛角田头读”的投入情形。1391年，朱元璋把能背诵三编《大诰》全文的十多万人召到京城进行表彰。这不仅推动了法的普及，而且由于《大诰》的广为流传，民间百姓学习识字的也比前朝多了不少。
朱元璋的特殊规定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如果都写出来，估计要十几万字，所以只简单介绍几种。而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含义。
在那个时候，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要先看人的身份，具体规定如下：
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死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才能称死。
这个规定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比如当时官员的丧礼，摆出灵堂，众人祭拜。当时有很多人都搞“撞门丧”。所谓“撞门丧”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有的根本就不认识。但同朝为官，死者为大，无论好坏都去拜一拜。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进到灵堂，看清神位位置，如果不认识这人，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某某兄（一定要记准名字），你怎么就死了啊，兄弟我晚来一步啊。
如果你这样说了，大家就会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庶民的说法呢？
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生前居何职？
家属回答：我家老爷原是兵部武选司郎中。
这时心里就有底了，这是个五品官，该用“卒”。
那就拜吧。
别忙，还要再问一句：您家老爷可有世袭爵位？
家属回答：我家老爷袭伯爵位。
再去神位前，跪地大哭：某某兄，你怎么就薨了啊，兄弟我晚来一步啊。
大功告成。
其实称呼上的规定前朝也有，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过，而在洪武年间，如果违反这些制度规定，是会有大麻烦的。除了称呼外，当时的老百姓也被分成了几个种类。
职业分配制度
当时的人按职业可大致划分为：民户、军户、匠户。
其中民户包括儒户、医户等，军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