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难道不知道九龙寨城的存在，往前说，国民政府不知道，现在的神州新政府难道也不知道。那里为什么叫三不管地带。”路西菲尔一声声的质问道，“由于警察、殖民地政府无权进入，新政权又拒绝管理，九龙寨城顿成罪恶温床、贫民区，更有以三不管（即中国不管，英国不管，香江不管）来形容当地的管辖权问题。自此，九龙寨城在无政府的情况下人口骤增，成为了杀人犯，强*奸*犯，毒*贩等各色逃犯的聚集地；亦成为了各色地下工厂的所在。”
“其实还有一点政府如果拆除的话，对于很多这样的寨民来讲，没有九龙寨城的世界，他们无法生存。”顾雅螺摩挲着空杯口慢悠悠地说道。
“为什么？怎么会，拆了他人们不就是自由了。”陆皓儿眨眨大眼睛不解道。
顾雅螺摇头微笑道，“不可否认那一直是一个最穷的人住的地方，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但里面治安并不差。那边好像没有法律，但有约束力，这个约束力，便来自街坊会、黑*社*会及其它一些地方团体。城寨有自发组织起来的治安队。”
“可是被黑社会暴力统治。”陆皓儿挠挠头不解道，“为什么不反抗，鲁迅先生不是说不再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嘛！”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
路西菲尔问道，“皓儿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银行遇到持枪抢劫案吗？”
“记得，当时我们听说奶奶、螺儿和你都在里面。当时吓死我们了。”陆皓儿心有余悸道。
路西菲尔不疾不徐地又道，“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制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国家是绑匪，臣民是人质？”陆皓儿摩挲着下巴，“这理论新鲜。”
现在这个理论呢还没有出来，所以顾雅螺只能从历史角度解释下去，“这么说吧！二姐学习历史应该知道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遗老遗少，他们留恋这根表示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身份资格而感到痛心。
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顾雅螺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专制独裁下，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大清被推翻，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打破了平衡，那么臣民就实际上解放了，翻身做主人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专制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症状。”
陆皓儿消化了老半天才道，“照着你们的理论，专制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又道，“就如九龙寨城的里面的人一样，基本需求就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