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自朱元璋杀掉胡惟庸，并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后消失。皇帝从此便要在没有助手帮忙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对此，朱元璋应该是沾沾自喜的，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
一百多年前，英国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绝对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终于被内忧外患所击垮，再次被异族统治。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做船只，在封建社会，皇帝便是舵手。而无论大船小船，舵手非常重要。舵手如果决心向礁石上猛撞，谁阻止他谁就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再坚固的巨轮都会沉没。
朱元璋可以每日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用勤勉来大权独揽。但他的子孙们，那些生长在深宫之内和女人、宦官之中的大少们，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于是，便有了内阁和大学士，便有了宦官擅权。
在封建社会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君主既离不开宰相，需要宰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权力过重，会危及自身的权力，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不管怎样调整都没脱离这一核心，即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而且，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短暂的惊愕过后，查如龙想到的是之前曾经有过的。并且会随时间和情况而变化的宰相制度，并没有意识到朱永兴所说的“宰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宰相。而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制度中，大学士也可以看成是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可以看成是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见查如龙不得要领，朱永兴暗自叹息，苦笑了一下。岔开了话题。时间还很充裕，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就目前而言，他作为帝国的舵手，是不大可能犯什么方向上的错误的。
而即便是别人当政，在大部分专制王朝的开始时期，帝王也通常都能开明一点，对不同意见优容一点，于是生机蓬勃，俨然可开万世之基。到了后来子孙手里。就渐渐不耐烦，就渐渐严苛起来，从开明的专制深入到野蛮的专制，最后野蛮到了极点，灭亡也就欢天喜地地来结束这被历史唾弃的王朝了！
自己的子孙是个什么样子？朱永兴不敢揣测，更不敢断言。但以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一个没有实权、处于“统而不治”地位的帝王，基本上是能够被长期承认和保持的。比如英国、荷兰、丹麦等等。
只有敢于放手。才能长久拥有。在权力的诱惑下，朱永兴不认为自己的子孙会有这样的魄力。所以。他要力争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情。至少是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比如象英国的“光荣革命”，制定并颁布类似《权利法案》的东西，限制住帝王的绝对权力。
这样的想法，在目前的世界上，恐怕也难以找到能够理解朱永兴的知音。“光荣革命”还要等十几年。大宪章也因为英国王权的强化而无人提及，要赋予其重新的意义还需时日。
当然，朱永兴其实也有着矛盾的心理，是继续他帝王的绝对权威，以领导国家走向正确的历史潮流。还是继续放权，使很多事情浪费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商讨之中。最起码，在人们的思想达到某个高度，在政治机制达到他所期望的程度，在基本消除了国家的重大威胁前，他的乾纲独断会使国家在发展上少走很多弯路，会以更快的速度成为世界强国。
“国家的恢复重建恐怕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具有重复疆域的实力。时间太长，就必须要行非常手段，比如……”
朱永兴对这个时间是不满意的，无论是要强大国家，还是要继续推行他的远大理想，都非要走捷径不可。而这就必须他这个看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作弊者来指引，传统的手段，比如“轻赋薄役，厉行节约”等等已经不可能这么快起作用。
至于重复疆域的说法，朱永兴现在所看的地图是明朝宣德八年（1443年）所制的疆域图。在图上，俄罗斯远东地区，缅甸的约一半，不丹、锡金、克什米尔地区的二分之一，都是明朝的疆域。但现在，奴尔干都司、乌斯藏都司、西番五王驻地和哈密卫等辖地，都早已经失去了实际管理权，脱离了大明。
直观一些来解释，现在中兴后的大明的正式行政区只有两京十四省。两京即京师（河北）、南京（江苏），十四个省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至于安南占领区，以及湄公、河仙两省，则并不在原有的大明疆域之内。
侵略扩张和恢复疆域在朱永兴看来是两码事，并不存在什么此消彼长的心理安慰。别人的要抢，自己的也要收回不是。在满清集团还未被完全消灭，在战争创伤还未完全愈合时，朱永兴要继续多面出击，就要用到他本意要不断削弱的帝王的专制和权威了。
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然也能达到目的，但时间却令朱永兴无法忍受。侵略扩张固然不太好听，可实用又快捷啊！至于什么仁义道德，那是人和人之间讲的，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招募北兵，抽调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