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君臣关系在作怪，这是朱永兴的第一个想法。但在深思之后，却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魏王马宝的心思只是开始，以后还会再出现类似的人，归根到底，应该是传统的庸思想在起作用。
庸思想如果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官场、职场蔓延开来，成为一种准则，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就长远来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公司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勇于担当、勇于负责、敢于创新、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人才！而庸之道却会造就出平庸至极却能谄媚，老老实实却不思进取，敢于担当却遭到打压的恶劣风气。
当然，一种积极进取、勇于承担、是非分明的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要使国家保持活力，使民族屹立不倒，这种性格又是必须的。
大力提倡，则势必要与旧传统、旧思想决裂并斗争，现在这个时候到底合不合适呢？或许以实际行动给人们树立榜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目前来说更合适。
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提倡并鼓励一种思想或事物，总要有理论的支持。朱永兴认为早晚应该拿出一种能令人信服的系统而严密的理论，来使人们接受，并按照这种思想准则去做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朱永兴觉得不必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哗众取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完全可以从华化入手，学会并掌握一个简单的分析判定方法，来解决理论问题。
扬弃，这个哲学术语，进入了朱永兴的脑海。所谓扬弃，即抛弃旧事物消极的东西，保留和发扬积极的东西。既不是将已有的一切推翻重来，也不是要盲目地继承一切。
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说起来很正确，很好懂。但在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很多人把扬弃视为妥协和投降而加以篾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学派不屈不挠的代言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秀的道德观念。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猜忌心理和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思想。
朱永兴现在要解决的是国内的思想，要提倡的是对华化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实践华化非常基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什么孔孟之道、墨家、法家等学说的局限。只将其的精华提炼出来。形成华化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思路明确了，事情也就很快会确定下来。朱永兴作为皇帝，不必事事都亲自去做。他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他的手下有经纶满腹的智囊，有下笔千言的胆，如何策划、实施，并如何掀起这股思潮，这些人会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借助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登高一呼而已。
当然，必要的戏还是需要朱永兴领头来唱。在政府资金还有些紧张的情况下，由皇室出资修建的七贤祠开工之日，朱永兴率几位高官亲临奠基，表示了高度的重视。
七贤祠，顾名思议，就是诸子百家最具有代表性，其理论之具有现实意义的七位大圣贤供奉之地。他们是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孙子、鬼谷子，涵括了儒、法、墨、道、兵、纵横各家。
作为不可缺少的手段，朱永兴御笔亲题，《国事》作为第一家区别于以前朝廷邸报的报社开张了。首先便是介绍这七贤学说的章，在提振华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并逐渐掀起了研究和讨论的风潮。
提倡加引导，继承加批判，属于本民族的、适合现在生活的思想体系才会慢慢形成。没有思想，人云亦云，迷茫徬徨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向外辐射自己的化影响的。
其实，如果朱永兴不是这么深谋远虑，就按照之前的传统，安稳地做一个封建帝王。凭他的功绩，也是跑不了一个明君的名声。试看清朝的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重新走了一遍，靠着麻木和僵化民众，不过是靠着气候回暖，以及高产作物的普及，使得人口增长，不还是有什么“糠稀盛世”？
历史往往是从一个顶峰坠入一个谷底，或从一个谷底升至顶峰，盛极而衰，乱而后治，便体现出这种辩证的思想和结果。满清暴虐，却依然能平稳下来，正是乱而后治的体现。饱受战乱、饥饿、贫困所折磨的民众，人心思定，对生存的需求超过了其他诉求。
而且，这个时候想安定人心，所花费的代价是最小的，只要当权者体现出这种意愿，并且给民众生活以实际的改变，哪怕很微小，也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象对一个乞丐来说，给他一个馒头，他会认为是幸福的事情；而对一个富翁来说，山珍海味也未必让他满意。
但就因为朱永兴看得远，想得深，才不甘心在这时代发展的大潮碌碌无为，甚至是落后于世界。还是那句话：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只是看你如何去把握。
历史的进程越来越偏离朱永兴的记忆，这使得他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开始逐渐放手。战争已经转向了综合国力的较量，这其实才是他擅长的领域。可以借助前瞻性的目光，制定并推行相应的政策，使国家恢复和重建的速度大大加快，将满清远远地抛在身后。
碧绿的湖泊，湖边有石舫。树上有鸟巢，湖有睡莲和脏鸭子。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质朴、那么协调，那么美。美得让人想融入其。一种忍耐的韵味。一种大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