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八年十月，新国依然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新国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商人的中心。
同时，取长补短，百姓们在国家的带领下善于学习，惯于创造，从而推动着时代的进步。各方思想融合，使得新国国民变得更加睿智和理性，对国家和国策的理解就更加深入了。如此一来，自然有反对和议论之声如雨后春笋而起。不过陆炳宽仁的政策依然允许百家各抒己见，绝不堵悠悠众口，并笑谈众口难调，这都是理所应当之事，百姓看的明白，在抨击的同时却又十分尊敬陆炳这个仁厚的君主。同时正因如此，海纳百川的新国才能日益强盛，整个社会的进步不可不谓是突飞猛进。
新国八年，据户部报告，各项税收已经达到了新高，其中商业税达全国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可谓是新国财政的重中之重，总岁入逐年上涨一成，既平稳又在发展，着实令人高兴。异人馆的成立和造物局的发明让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可以为国效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进入良性循环当中。比如在全国推行改良作物之下，每亩地的粮产就提高了三成之多。这让汉民族自古以来这个农业大国变得更加富强起来。百姓人人都有饭吃了。
穷生奸计，富涨良心，当百姓们都过的富足了，有了吃得就会变得顺服，即便有意见也可以申诉。因为陆炳留给了他们发泄反应的渠道，而非是无处伸冤只能官逼民反。建国八年以来，除战乱初征之地，但凡经营两年以上的领地，无一地发生过暴乱。疏民如疏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早晚要决堤。不如疏通顺治来的有效。
国库充盈，金银不计其数，粮仓的粮食根本吃不完，即便大量出口也难以消化，陆炳遂减免粮草征集。化为金银之物。而百姓手中钱财愈来愈多，导致钱币流动，带动了市场经济的活跃。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各国商人前来经商，让民众手中的金银变得充盈起来，资源有限生产商品速度跟不上百姓手中钱财的速度，在人心和市场的作用下，物价开始略微上涨起来。陆炳有监管部门，更有坐镇经济的严嵩和沈青山两位“老将”。自然在国家干预下，市场并未产生崩溃，从而也预防了大量金银外流的事情发生。
不过物价看似涨幅不快。可对商人来说却是十分痛苦的，对百姓来说也尤为不便。比如原本百姓买个馒头，只需要三个铜板到六个铜板，现在却需要十五六个，要是买的多了，不免要带着一堆铜板。十分沉重。这还罢了，若是商人经商。以前带着几百两白银前来，现在就要带千两。随着贸易的繁荣和市场的景气，大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导致所进货物越来越多，走出的钱财就越来越多了。稍微的物价上涨乘以一个巨大的基数后，就变得十分沉重了。
故此有三个行业变得格外繁荣起来，一个是钱庄，在新国监管制度之下，既有国营的也有民营的，但都是十分放心也很公证。民营的利息较高，百姓刚开始趋之若鹜，但随着经济发展，却也有面临商业抨击导致挤兑风波而破产的钱庄，最终百姓所储蓄的钱财是血本无归，就算拍卖资产也只能得到少数的钱财。这是市场行为，只要不是诈骗，朝廷是不会管的，有人闹事儿，朝廷就敢抓人，告诉百姓岂能有只赚不配的买卖，天下的好事儿岂能让你一个人占有了，若因为赔钱就闹事儿，那就纯属胡闹了，必须严惩。故此民营的虽然红红火火，可是安全性上略差一些，唯沈家钱庄这个老字号屹立不倒，深得民心，有不少人都把钱存在沈家钱庄之中。
其次，除了新国钱庄外，还有杨氏钱庄这个老字号，这俩都是国营钱庄，不存在破产清算的危险，但利润相对较低一些，但相对保守的国人还是爱存入这两个钱庄，以求稳定。
百姓们存钱进入钱庄，目的有二，一个是获取利息，第二个就是方便行走。比如从杨氏钱庄山西大同分号存入一千两银子，然后商人就能得到票凭，轻轻松松带着一张纸就可以去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的杨氏钱庄去兑换。如此一来就省下了一部分托运不便，更又有了一些安全性不易在路途之中露富，遭遇歹人图财害命。除沈家钱庄外，也只有新国钱庄和杨氏钱庄这两个国营的钱庄能够遍布大江南北，做到真正的通商之便，只要带着这三家钱庄的票据，就走遍全国都不怕了。其余小型民营钱庄，大多只限于几个地方，或者当地使用。
存钱进入钱庄，就要给储户利润，也就是利息了，否则人家凭什么来这里存钱。而钱庄也不是慈善之地，商人重利，钱庄的自然也是商人，他们生财的办法就是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贷款于旁人，收取更高额的利息和回报。
为了增加储户存入的钱财和争夺大量储户，从而掌握更大的资金进行操作，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以新国钱庄和杨氏钱庄这两家国营钱庄为首的钱庄还以高利润做诱导，发行大量投资券。比如对城外荒地的投资，就发行一个债券，百姓购买后就相当于参股了，只要这个项目挣了钱，百姓就有利可图。当然有挣钱，也可能会赔钱，但钱庄基本就置身事外了，因为挣了他们就跟着挣。收取高昂的服务费，赔了也不过是陪得百姓的钱，这就是自由的商业，朝廷也没法约束。
钱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新国八年十月开始。一条政策从宫中传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