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埃尔被带去的那间拘留所里，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怀有敌意，但是又很尊敬他。他们对他的态度令人觉察到他们还有疑虑，因为不知他是谁（会不会是大人物），他们怀有敌意，是因为他们同他的殴斗刚刚过去。
但是，第二天早晨看守换班时，皮埃尔感到，新的卫队——军官和士兵们，已不像逮捕他的人那样对他感兴趣了。的确，从这个穿农夫大褂的大个儿胖子身上，第二天的守卫已看不出那个曾绝望地同抢劫者和押送他的士兵斗殴，并说出拯救孩子的豪言壮语的活生生的人，而只看到一个因某种原因按上级命令逮捕和关押的第十七号人犯的。假如说皮埃尔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也只是他并不胆怯和专心沉沉思的样子，以及他交谈时操的那一口好得令法国人惊奇的法语。尽管如此，这天把他同其他被怀疑的人关在一起，因为他占的单间给一位军官占用了。
和皮埃尔一道被关押的全部人，都是最低阶层的。他们认出他的老爷身份后，对他会说法语而更疏远他。皮埃尔抑郁地听任他们嘲笑自己。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得知，这些人（他也可能包括在内）将以纵火罪受审。第三天，皮埃尔同另一些人被带进一座房子，里面坐着一名白胡子的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另几名臂上系绶带的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对皮埃尔等人，用自以为可以超脱人类弱点的精确和肯定语气（通常对待被告就是如此），问了：他是谁？到过哪里？有什么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像法庭上问的全部问题一样，抛开事情的本质，排除显示其本质的可能性，其目的只是要选成一道沟渠，法官们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道沟渠流出来，把被告引向预期目标，即是判处他的罪行。每当被告开始讲出不适宜判决目的的话，沟渠就被移开，水就可以随便流到什么地方。皮埃尔更体会到了被告在所有法庭上都体验到的莫名其妙的心情：——这就是对他提出各种问题的目的。他觉得，不过是出于宽容，或者是出于礼貌，才使用虚设的沟渠这种手段。他知道，他处于这些人的权力之下，也只有这种权力把他带到这里来，也只有这种权力赋予他们要求他回答提问的权利，他们开会的唯一目的是给他定罪。那末，既然拥有权力，又有定罪的意图，那就不须要审讯和法庭这种手段了。显而易见，任何回答均可作为招供的罪状。问他被捕时在干什么，他有些悲壮地回答说，他正在把那个qu’ilavaites（从火里救出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者斗殴呢？皮埃尔回答，他在保护女人，保护受辱的女人是人人的责任，而且……他被阻止了：这与案情无关。问他为什么到着火的房屋的院子里去呢，这是证人看到的？他回答说他要看看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又被打断：没问他到哪里去，而是问为什么在火场附近呆着？又问他是谁？——第一个问题又重复提出来，他曾说他不肯回答。现在他依然回答，说他不想谈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不好。很不好。”白胡子将军红着本来就微带红色的脸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博夫斯基要塞起火。
皮埃尔同另外十三人被押送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马车房。通过街道时，皮埃尔被似乎笼罩全城的烟闷得透不过气来。四面都在着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烧的意义，只是恐怖地看着各处在燃烧。
在克里米亚浅滩边那座房子的马车棚里，皮埃尔又过了四天，在此期间，从法兵谈话中得知，所有关押的人每天都在等着大元帅随时作出的决定。哪位大元帅，皮埃尔未能从士兵口里听说出来。对士兵说来，大元帅显然是代表最高层的有点神秘的权力。
九月八日前，即被俘者第二次受审那天以前的日子，皮埃尔觉得最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