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一行人没有走过去常走的管头、上下隘刹到满城县的那条路，而是走南独乐、康家庄那条近路。从周庄到裴庄，小歇片刻，队伍中又多了几个准备到北平、天津的干部。然后一路向南，经南独乐村，走牛虎峪，进满城县境，前半夜刚过就到了三团团部西赵庄。到北平的一行人等继续前行，往东赵庄去，锄奸队留了下来。
42年的三团，团长、副团长，团政委、副政委，都是锄奸队队长以前的老上司、老领导。见了面格外亲切。他们一起在油灯下面交待了一下任务，商量商量，又简单吃了点东西，无非是一人一个热乎乎的玉米饼子就咸菜疙瘩。
守着保定城郊，有小仗可打，就有缴获，何况保定车站有那么多的仓库，而且还有三团从路东背回的粮食，吃的东西比一分区司令部要好得多。吃完，夜半时分，一抹嘴巴，队长带着小战士从西赵庄往保定赶了。
这一路上，虽说还是二月底的天气了，他们这一夜棉衣也早被汗水给湿透了。夜间行路的优点是没有风沙。华北的春天虽然风大，可每天一到傍晚的时候，风沙就停了，到第二天上午天气转暖，风沙再起。
锄奸队长率分区锄奸小分队和八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在半夜时出发，连翻越三条封锁沟，安全到达保定西关外的蛮子营村。
为啥一定要把赵玉昆和两处的日军扶持的特务据点打掉呢？主要还是因为赵玉昆投靠鬼子以后，同日军的特务机关合作，对一分区的破坏太大！尤其是一分区的生命线。去冀中的运粮食通道。时常被鬼子堵截和破坏。
一般的鬼子据点呢。只要老三团或者是老一团的部队一配合出动封锁了，最多打打枪放放炮的就算了，可特务机关就不同了，他们总是暗中刺探了情报后，带领鬼子的特遣队，埋伏在运粮队的必经之路上，打八路的埋伏！
而这条从冀中来的生命线又是无比的重要，所以一分区才对以赵玉昆为首的特务们恨之入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冀西北的部队和老乡们的生活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了。
抗战初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按照延安的规定，制定小灶、中灶、大灶的标准出台之前，八路军所有部队、包括军区机关、军分区机关在内，所有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天按规定都是法币6分钱的菜金钱。
这里说的是靠税金或军费供养的晋察冀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或主力部队，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部队，即县独立团、县大队、几个县联合组成的游击支队均不包括在内。
按照当年的八路军部队的伙食规定，这6分钱的菜金钱，油盐柴火蔬菜全包括在内。这6分钱法币在1941年法币大贬值以前，当年在当地能买到些什么东西？当年走过来的老同志记得。易县多山，盛产磨盘柿子。
在管头村当地人贮藏柿子的地窖边。一毛钱可以买5个柿子、两分钱一个（当地的摊贩是3分钱一个柿子）。也就是说，一个干部战士一天的菜金钱，只能够买市场的两个柿子或农家的三个柿子。
一分区的1939年底，因为39年全年不停的打仗，缴获颇多，所以年底，部队才得以分“伙食尾子”，即节余下来的菜金钱剩余。有位宣传科干事，当时共分到手了7毛钱。于是用这个钱，买了几袋“无敌牌”牙粉，法币大约1角五分钱一袋。宣传科另一个干事呢用这点钱托外出执行任务的侦察员在敌占区买到了一块香皂，当年叫“香胰子”。
他舍不得用，放在缴获的日本军队的铝饭盒里，时不时拿出来闻闻。文化人，难免有那么点“小资情调”，他还在放香皂的饭盒里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嗅觉的享受”。
以后，随着抗战时间的延续，由于法币的贬值，40年不如39年，41年又不如40年，6分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到了大饥荒的42年，这6分钱法币如废纸一般。所以自打40年底开始，部队不再以货币作为菜金钱来结算，而是以实物来结算。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保证部队每个人在每天的伙食中能吃到三钱油、三钱盐（蔬菜和肉都是不敢奢望的）。为什么必须要有油盐？因为山区根据地不产油盐，而部队不吃油盐就没有力气。
反扫荡后的1941年冬天，因为几乎整个夏秋季都在打仗了，没有时间为部队搞到布匹棉花。由于许多干部战士过冬都没有棉衣，一分区出动部队（主要是直属的一分区特务营），从冀中偷运来紫花粗布和棉花，趁夜里越过平汉铁路线，运到狼牙山西边七峪山里一分区自己的被服厂。
时临冬季，山区更是寒冷，缝制棉衣的任务刻不容缓，所以加紧从冀中运棉花运布。运布的任务很重，战斗部队还在外线，人力不够，一分区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凡能打仗的，都要参加运布。杨司令自己以身作则，也不例外。
运布的大队连夜走几十里山路，从平汉铁路线东面的冀中平原，运到狼牙山西部的山里。然后一分区被服厂自己用草木灰、槐树豆染色，自己裁制成黑灰色或黄绿色的军装，下发给各部队。
1941年那一年冬天大雪来了的时候，实在来不及做棉衣的，一分区给没有棉衣的各部队、包括机关干部每人发二斤羊毛（平西地区是多羊地区，产羊毛，所以每人四斤）。用一半的羊毛絮在被子里，用另一半的羊毛大家自己处理，或絮进棉衣御寒，或者自己捻毛线织袜子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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