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顶上苦神庵里“削发披缁皈依净土”的三和尚曾是我的老师。
那时候我读二年级。
有一天学校突然决定要建新房了，我们一个班便跟着三和尚去了庵堂。
庵堂名正言顺地成为我们的教室，那是在三和尚临时于它的墙壁上开了几个大洞作为窗子之后的事。
三和尚就是那个曾经在我们村子里“乞米”为生的刘三愣，清寡烂瘦，像根竹杆；双眼凸出来，像两个车灯。
平日里他的脑袋上总有一个茶褐色的布帽，来作我们老师的这阵子他却把那很古典化的装饰去掉了，使我和我的同学们终于明白了他头上还有很短很短的头发。
“和尚怎么能有头发呢？”我那时常问，却不敢问我的老师——三和尚，那个只在山里种些小菜的人。
“三和尚，叫花子；没得米，半夜死。”同学们常把手掌拍得通红地唱，就像唱一首很出名的流行歌曲。
几天后，连最老实的“螃蟹夹子”也会在和尚面前笑嘻嘻地揶揄“阿弥佗佛，肉煮萝卜”。
“嘿！……哈哈……”同学们乐得屁颠屁颠。
三和尚立刻脖子通红，眼睛也通红。
他是个要面子的人，教书的都要面子，他也不例外。
三和尚的狐皮帽是在那个还没有下雪也没有凛冽的大风却下了一点点雨的日子里出现的。
早晨，他进教室的时候两条腿一弹一弹，高视阔步。木楼板晃晃悠悠，头上那萝筐大的东西给了他许多重量。和尚把脸也刮得光光趟趟的。
“瞧，和尚顶着狗皮的帽子来了。”坐在最后排的“大日本”喊道。
“不！不呢！正宗的狐皮。哈……好几十块。”和尚眉里眼里都笑，连皲裂的嘴唇也放光彩。自此，我们又看不到和尚脑袋上短短的头发了。
那学期我被选作了班长。
和尚把我领到庵堂后面的一个很黑的小房子里，他的卧室，也是办公室。他递给我一个月饼，很小，散发着霉味。小声地叫着我的名字，说“叫我老师吧！”那个时刻起当着他的面我开始喊“刘老师”，很诚心的。
至今想来，和尚的课是很具有魔力的课。他的学生都会毫不分心地听得眼珠儿骨碌碌跟着他手中那根七个节的竹杆转，就好像全班所有人的视线的端点都在上面打了个结似的。
有一回讲一篇课文，才刚开始，不知何故和尚讲了一个关于斧子的故事。我们笑得前俯后仰，就跟看一幕十分出色的单口相声一样。接着他又讲李逵的大板斧，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的耙子，再是杜十娘的百宝箱……不着边际地讲。从红日初升到夕阳西下，我们都欢呼雀跃。放学时，他说：“明天继续。”让我只恨有这么长长的一个夜晚。
回到家哥问我今天教什么。我说：“教了孙悟定的棒子，猪八戒的耙子……”逗得他全身一颤一颤只差裤子没掉下来了。遗憾的是我竟对课本上的那篇文章一无所知。
和尚曾经很不谦虚地说讲起故事来他是个惯家；也在课堂上谦虚，说，对于唱歌，我是个半吊子。
有一回他当众唱一首革命歌曲，才开始时，“啊”的一声吼，把所有人都吓得一跳。不料两三个停顿后，声音“嗡嗡嗡”在喉咙里绕几个圈儿就出不来了。就好像一声雷。
一个学期下来，和尚只教了我们一首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和尚才教的时候说：“我来教大家一首很动听的歌。”我们唱得很起劲。他第二次教我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第三次还是。每一次唱罢他都显出一副十分满足的神态。
到后来，只要是音乐课，和尚还没有说，我们的歌声便已把梁上的灰尘震了下来。他站在旁边乐陶陶的。
学期里有一个作文题目为《我的自述》。和尚写了一篇范文，道：“……我脑袋圆圆，不大也不小，顶个漂亮异常的狐皮帽。面似黄金纸，唇似靛叶青，眼含三秋水，腮挂四海云……”后来“螃蟹夹子”写了《我的家》，被和尚称为佳作：“我家四个窗子三扇门，一把菜刀两张桌……”并叫他抄一份贴到教室后面的墙壁上……
很快地，一个学期在一首歌的曲调中过去了。
期未，全乡抽考。我们去新落成的教学楼里领通知书的那一天，和尚没有来。
第二年春天，开学了。和尚还是没有来。
我们的校长说，去年的那次考试我们很惨，全乡倒数第三。许多家长都到学校里，缠着校长问和尚还来不来教书？说凭什么有文化的不要，却偏要找一个刘三愣来为人师长，那不是误人子弟。校长说，没办法呀！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用人家的话说，来挣这一脚踢不倒的几个钱养生活，那每顿的塞牙缝还不够呢！
——这便是和尚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他从那天起不再睡床上，整天蜷在柴火的灶里，灰不溜丢。只有饿得发慌的时候，他才走出庵堂来，冲到村子里，像条下山的老虎，吓得所有女人都怪叫着躲进房里，闩上门，不敢出来，直到有好心人让和尚添饱肚子，拍着肚皮“哼哼哈哈”唱着离去。
他疯了！
一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和尚骤然撞进定吉的家里，被定吉的母亲与奶奶一阵棍子轰出来，“哇呀呀”怪叫着跑了。下午定吉家丢了一只肥美的大母鸡。定吉妈叫着“刘三愣”、“砍脑袋的”、“狗咬死的”，从酉时直骂到子时，说明天要割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