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玉走后，陈超开始汇报在武定及济南推广村民自治方式的进展与初步效果。
虽有周馥的支持，但之所以要在武定及济南北部几个县搞村民自治，主要是蒙山军去岁夏抗洪在这一带有了不错的群众基础。
推翻满清腐朽政权，建立汉族为主体，共和制为国体的崭新国家是龙谦既定的目标。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时代，在放弃了做个富家翁消停地度过后半生后，一切的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的。
他还没有自大到认为自己拥有某些特殊的记忆就可以推翻一个建政二百余年的王朝，更没有自大到认为自己可以建立一个心目中的国家。但自进入二十世纪，贫困、动乱如影随形，盘算自己有生之年，几乎难以找到一块净土，哪怕是追求古代隐士的生活也是一场梦想。
躲不开，那就不要躲了。
为什么搞村民自治，除了龙谦之外，陈超算是最了解龙谦想法的人了，但是也不是真正了解。在陈超看来，龙谦孜孜不倦地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为的是争取农民对他的支持。如果在鲁南可以做到，那么在山东就可以做到。如果在山东可以做到，那么在南北十八行省就没有理由做不到。
如果得到天下农民的支持，蒙山军不坐天下简直没有天理。
陈超正是从根据地农民对蒙山军的支持中看到了一种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龙谦率领千余兵丁便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官军，不是一县一府，甚至是全省的力量。陈超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他承认龙谦的兵练得好，龙谦料敌如神。但是，没有根据地农民的支持，龙谦怕是走不出鲁南那片山窝窝。
说实话，具有这个意识的人极少。包括龙谦手下那帮将领们。
所以，陈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山东北部黄河沿岸各县的村民自治运动中。这个运动依靠的，仍然是蒙山军。不过不是第五镇的部队，而是龙谦已然成型的另一支武装，即宁时俊为司令官的预备役部队。现在叫巡防营。
陈超认为，村民自治的目的是争取农民对蒙山军的支持，也就是对龙谦的支持，其手段则是军队与农民的结合。饱读史书的陈超想不起历史上有哪个朝代的哪支军队实现了这种结合。但蒙山军做的确实不错。龙谦关于百姓的严厉军纪，以及主动率军北上抗洪在陈超看来简直是英明绝伦，因为他在武定及济南数县的工作开展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陈超的汇报令龙谦深为满意。一旁认真听讲的白瑞庭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就凭一帮自发组织起来的泥腿子就能杜绝贪腐？白瑞庭不信。至于减租减息，特别是减租一事。思想开明的白瑞庭认为完全正确，特别是被水淹了的济阳县。不给农民活路就是官府自找麻烦。历朝历代，哪个不怕流民？谁敢小觑流民？
“诚良法也。”白瑞庭赞道，“陈公大才，白某钦佩无已。”听完陈超报出的一组组数据，白瑞庭由衷地称赞。官府的报告也有，河堤加固是事实，济阳一带没有出现骚乱和大规模流民更是事实。
这简直是个奇迹。特别是陈超断言，济阳县今年即可恢复生产，救济可以大规模降低后。白瑞庭内心极为震撼。
“白大人谬赞了。此法乃退思所创。在鲁南已经试行数年了。”陈超微笑道，“既有周抚台和白大人的支持，也有巡防营的功绩。陈某不敢居功。”
“都是自己人，就不要互相吹捧了。”龙谦哈哈一笑，“能让灾区尽快恢复生计就好。越之先生辛苦了。”龙谦站起来对陈超行了一礼。
其实，村民自治绝不是陈超认知的那么简单。除却争取农民以具备夺取天下的基础外，龙谦还有更深的思考。
村民自治肇始于郑家庄。是龙谦探索解决农村一揽子问题的尝试。源于对后世农业、农村及农民的认识，龙谦坚定地认为，不解决农村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国家的问题。
实实在在地，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问题表面上是土地问题，但其中文化、医疗、信仰及宗法制度缠绕其中，绝非只是解决土地就可以解决的。
后世所依照泊来的理论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将土地主要占有者化为剥夺者，然后用剥夺剥夺者的方法掀起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似乎是一条可以借鉴的路子。对恶霸郑经的处理已经看到了这条路的前景。龙谦当时那支小队伍的成分也决定了走那条路的可行性。但是，如果走那条路，基本杜绝了与朝廷的妥协。但权衡利弊，龙谦坚定地认为，自己没有力量依靠几百人便推翻这个庞大的满清王朝。那时候，与蒙山军作对的不是满清贵族，而是掌握了国家大部财富和实力的以汉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庞大力量。就像当年曾国藩义正词严地起草《讨粤匪檄》那样，汉族精英们不认为蒙山军是一支正义的武装，而是视为洪水猛兽不顾一切地加以剪灭。
一切都源于对私有财产的坚定保护。
龙谦承认，那个叫卡尔的德国人是一个天才，至少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所提出的理论未必全部正确，但其中一条是无可辩驳的真理，那就是，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社会贤达名誉可以扫地，但既得利益绝对不容侵犯。
龙谦承认社会不公。也承认公平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均等。就农村而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郑经一类鱼肉乡里的恶霸，也有陈超一类奉行儒家真义的贤达。用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