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是“长爱”的摇滚专场，六支乐队站在一起，发色能凑出一道彩虹——相比之下，唐蘅蒋亚他们已经很像正常人了。
他们排在第四位，上场时正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台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一个个跟着节奏摇头晃脑。安芸用发胶把一头短发抓得又黑又亮，蒋亚则戴了对骚气的金属耳钉，一边奋力打鼓，一边冲台下的女孩儿们抛媚眼。他们的第一首歌是改编过的《alltdudes》，鼓点密集，声嘶力竭，也还带着华丽摇滚的那股颓靡劲儿，这是美国70年代同志运动的“国歌”。
唐蘅唱得整件t恤都湿透了，嘴唇泛着近乎干涸的红，在一波接一波的“安可”声中，他们下了台，每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今晚得劲儿啊，”蒋亚气喘吁吁地，“唐蘅，就他妈反常。”
安芸点点头，又摆摆手，仰头灌下一整瓶矿泉水，才说：“绝对有事儿。”
蒋亚凑到唐蘅身边：“今儿下午，你去哪了？”
唐蘅捞起t恤下摆擦汗，没理他。
“你别装啊，”安芸也说，“唱得跟他妈上了发条似的，不知道的以为你被哈佛录取了呢。”
“哎，不会是，阿姨同意你出国了？”
唐蘅瞥他们一眼，心知今天不给个答案，这两人绝对没完。想了想，唐蘅说：“我做了个决定。”
“是，决定出国嘛，下午说了，”安芸小声嘀咕，“你妈那边过得去？”
“不是这件事。”
“那是什么？”
“我们把专辑做出来吧。”
蒋亚怔了几秒，然后一把搂住唐蘅：“好啊！！！”
安芸却没笑，眉头蹙起来：“真要做啊？”
他们早就有过做专辑的想法——毕竟作为一个玩票性质的乐队，若能做出一张专辑，应当就是对乐队最好的留念了。然而专辑这东西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虽然安芸擅长编曲，而他们又不缺钱，足以租到全武汉最好的录音棚。
但是做专辑——做什么呢？他们的乐队名叫“湖士脱”，k的音译，也就是1969年那场四十万人参加的音乐节。除此之外，“湖”是乐队成立在东湖边，“士”是“士为知己者死”，“脱”是蒋亚起的，原本是“托”，他嫌这字太正经，表现不出他浪荡滥情的气质——安芸说，这乐队有蒋亚，算是脏了。
总之，他们成立乐队的时候没想太多，起名的时候也没想太多，一致通过的发展理念是“意思意思得了”，反正开心最重要。
那应该做什么专辑呢？摇滚精神讲的是叛逆和反抗，安芸说，要么咱先写首支持同性恋的，嘿嘿，也算切身体会吧！蒋亚反驳道，你们切身个屁，对象都没有。蒋亚说，还是写首关于留守儿童的，我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啊，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安芸冷笑，对，坐在400平的别墅里，身边围着五个保姆的留守儿童。
他们就这样提过几次做专辑的事，都以插科打诨和拳脚相加结束了。
“你真的想做啊？”安芸疑惑道，“怎么突然想起来了。”
唐蘅把汗湿的马尾绕了几圈，胡乱团成个丸子头，“因为我唱歌好听。”
安芸：“……”
蒋亚一拍大腿：“有道理！唐蘅你快想想，咱第一首歌是什么主题的？”
唐蘅沉默片刻，认真地说：“你就不要写歌词了吧。”
“干嘛，什么意思，”蒋亚瞪眼，“歧视二本学生呗？”
“我不是针对你们学校……”唐蘅顿了一下，“我就是针对你。”
蒋亚：“能不能聊了！”
安芸在旁边笑得飞出眼泪，好不容易收住了，把蒋亚拽到自己身旁。
“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听我的，他……”
“我怎么就添乱了！”
“听我说！”安芸挤眉弄眼，“绝对有情况。”
蒋亚：“什么情况？”扭头看向唐蘅，“你要带我们冲击娱乐圈啦？”
安芸“啧”了一声，语气十分恨铁不成钢。
唐蘅没理他们的话，只是背起吉他包，说：“走吧。”
蒋亚：“走什么啊，待会老板请吃小龙虾！”
“那你们吃，明天我还有事，”唐蘅看一眼手机，“今晚得早睡。”
明天，唐蘅要和李月驰他们去做走访调查。其实一开始他根本没想参加大伯的项目，当然也没打算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反正大伯对他一向宽容，他搪塞搪塞，这事也就算了。但是不得不承认，李月驰那句“你唱歌比别人都好听”精准地讨好了他，精准到令他脑子一热，整个晚上都醺醺然的，唱歌也唱得格外卖力。
夏天的晚风拂在唐蘅湿润的脸上，他掏出手机，给李月驰发了条短信：明天在哪集合？
李月驰没回，他也不着急。从酒吧慢慢溜达到汉阳大学南门，买一杯甜滋滋的米酒。这个时间的街道口，到处是情侣，你侬我侬。唐蘅就坐在学校门口的石墩子上啜饮米酒，漫不经心地打量来往行人。当然也有人打量他。夜色明明暗暗，这样一个介于成年和青年之间的男孩，肩上背着吉他，丸子头松散成一个低低的马尾落在颈间。这样一个男孩，总会令很多人挪不开目光。然而唐蘅并不理会这些目光，他很慢很慢地啜饮米酒，像是为了多吹一会儿暖洋洋的风，或是闻一闻旁边正大鸡排的炸鸡的香气，其他什么都不为。
直到手机屏幕亮起来，李月驰的短信：早上八点半，社会学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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