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布自从有了目标以后，那就更加的有干劲了，更加的有想法了。
不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回首一看，自己手上这点实力跟当世的这些强大实力对比，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所以刚刚才兴起的愉快和高兴，马上又高兴不起来了，而且还感觉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想要做皇帝，说了就容易，做起来就难，能够成功的又有几个？大多数向这目标挑战的人，都是被砍的脑袋，坟头上的草比人头高。
远的就不说了，比如说近的播州的杨应龙，宁夏的哮拜，这些都是有异心的，但是都是被大明毫不留情的剿灭了。
比如说现在造反的横行中原的流寇们，如果他们不是逃得快一样，早被大明朝廷给剿灭了，因为大明朝廷依旧还是现在最强的，实力论起来硬碰硬的话，他依旧还是最强的。
比如说在关外的建奴，如果他敢把全部实力集结起来跟大明进行一次硬对抗的话，估计也一定会被打败，只是战争是多样化的，绝对不是单打一的。
刘布他就发现了一点，那就是自己的实力远远的不足，所以只好更加紧张的工作去了。
本来他以为有了新的想法以后，自己会轻松很多，容易很多的，结果就变得更加的辛苦了。
刘家这一次的赈灾，是公认的被逼的被大家伙摆一道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次赈灾以后，刘家的财力就差不多消耗完，就差不多完蛋了。
有一点是可以毫不讳言的指出的，那就是无论是陈应元还是朱大典，他们对于刘家的算计都是不安好心的，都是希望在刘家赈灾的同时，也受到削弱，他们并不想出现这么多的豪强。
山东这地方，豪强已经很多了，多上了刘家，那就更加的令人烦恼了。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刘家会以这种方式避过了这一次的打击，赈灾是要损失很多钱财，是受伤的一种行为，结果刘家却成功的让自己在受伤以后变得更加的强大。
比如说无论任何一种集团和组织，人员始终是核心，这一次赈灾以后，刘家虽然是付出了很多的银子，付出了大量的钱粮，但是他们却获得了足够的人员补助，刘家只是一地方的富豪而已，但是他们通过在官方和军方的实力，再加上这一次赈灾中收拢的民心，正式转化为一方的豪强，他们的实力用另一种形式进行转变，是官府最不想看见的另一种形式。
以前的刘家算是一头大肥猪，满身的肥肉，谁都想来宰，经过这一次算计以后，他们蜕变成老虎了，而且是人人都害怕的老虎之一。
最先感觉到刘家的威胁的肯定就是登莱巡抚陈应元，作为巡抚，朝廷派来镇守地方的命官，应该是这地方最大的官员，封疆大吏，守牧一方，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但是他想的有点多了，那就是登州总兵郑芝豹和莱州知府刘远桥根本就不卖他的面子，两大官员不卖他的面子，他的手就伸不到地方去。
陈应元现在有个最大的难处，那就是手上没有什么钱粮，没有钱粮就不足以收买人心，在登州之内除了知府邓炳文以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指挥得动的人了。
作为朝廷任命的登莱巡抚，负责守牧一方，陈应元名义上掌管着东三府，还有备倭司三大营二十四卫所的兵力，算起来也是相当的强大了，当年袁逢甲在当登莱巡抚的时候，可是打到建奴不要不要的。
在郑芝豹当上登州总兵以后，陈应元看到郑芝豹手上拥有大量的军舰，这些军舰就有如小山一般，毕竟是南方强大的舰队，这些舰队对付建奴，简直就是无敌的，因为建奴仅有的一支水师舰队都被他们灭了，这就意味着他们重新掌握了辽南地区的制海权，他们是不是可以趁机对辽南发动反攻？
如成功的对辽南四卫发动反攻，就可以大大的牵制建奴了，就让他们不敢肆无忌惮的南下进攻大明了，这就是登莱巡抚设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郑芝豹重新返回了登州水城以后，陈应元马上兴致勃勃地制定了一个反攻计划，那就是命令水师马上出发，再次横扫辽南四位，如果机会允许的话，他们还可以趁机攻占旅顺口，夺回旅顺口以后，再夺回金州，给敌人以更大的限制。
可以这么说，只要大明在辽南四卫地区拥有军事存在，就可以最大的牵制建奴，让他们不敢全力南下，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他陈应元就要抛头露脸，就要风光了。
当陈应元兴致勃勃的将作战计划下达到登州总兵府时，郑芝豹却以钱粮不足作为推唐，直接的不愿意去。
这基本都成为了大明军界和官场典型的手法了。
上面的威逼当兵的去剿匪去打敌人，而当兵的却以钱粮作为要挟和借口。
其实这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事情，按照以往的惯例，朝廷一旦下达了命令，准备好了一切军事行动，就会从上面拨下了钱粮，自古有语，叫做三军未行，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一个道理。
而且自古就有语叫做皇帝不差饿兵，就是在说的好听之余，也包含一个意思，那就是让人饿着肚子，没有俸禄，谁会去为你拼命打仗？即使去又未必能够打得赢。
陈应元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根本就没有钱粮，上面对他的支持力度不大，没拨下多少钱粮来，因为多次军事行动的失败，浪费了大量的钱粮，这样上面对于登莱地区失望到了极点，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