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的暧昧态度，让唐秋离百思不得其解，老头子似乎在竭力回避一个问题，日本是否还要继续扩大战争？亦或是就此止住侵华的脚步？
当唐秋离通过其他的渠道，得知日本外相河野桥太郎，率阵容庞大的外交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他所有的疑惑和不解，都豁然开朗，他清晰的抓住了将委员长的心思和脉搏，也明白了，为何蒋委员长对日军在华北的屡次动作，都可以容忍，唯独在上海，拿出自己的家底儿，和日军死拼的真正原因。
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考虑在上海作战，比在遥远的北方大平原作战补给方便，中央军的所有军需物资，皆来源于江浙一带，这里又是传统上蒋委员长控制的地盘，且能避开机动力占优势的日军，江南一带的水网，是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克星。
而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外国租界，在这开战极有可能引起大国势力的干涉，如果打的好，可能在外国调停下赢得一个光荣的和平，进而挫败日军对华北的野心，这对相对弱小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力的。
当时，蒋委员长寄希望于列强干涉制止日本侵略的制裁中，这样的念头他一直没有断绝过，淞沪这一仗，是被日本人逼迫太甚不得已而为之，“打”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地“谈”，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委员长在上海按兵不动，坐观日军在上海随意部署——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有默契。
彼时，国际联盟要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专题讨论中日之战，蒋委员长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这在淞沪会战第二阶段打得正紧要关头，他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就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了。
蒋委员长说：“国联的九国公约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前线的部队，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
可见，当时的蒋委员长，对淞沪会战的前景和结局，并不乐观，他用的是个“挺”字，挺到国联站出来说话，因为上海有太多列强在华的利益之所在了，他就不信，那些列强们，能坐视日本人独霸在华利益。
结果，淞沪会战的结果，胜利得让他出乎意料，日军从此再无动作，在上海的势力，被连根拔起，适逢日本外相河野桥太郎又到了上海，表达了求和的意图，他判断，日本一方面是在上海铩羽而归，损失惨重，一方面是慑于国联的九国公约会议，害怕遭到国际制裁，而不得不做到谈判桌前。
在将委员长的心目中，国联的威慑力，要超过中国守军在上海之战中的胜利，这种情况之下，和日本进行谈判，可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唐秋离太明白了，所谓的“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欧洲绥靖主义盛行，英法默许希特勒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百年极弱的中国，与已经站在列强门槛的日本翻脸，为中国火中取栗。
日本人目前的求和态度，掩盖其险恶的用心，是为了下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争取时间，同时，也是为了麻痹国民政府，尤其是蒋委员长，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都为一贯凶悍、骄横的日本人，能主动求和，而欢欣不已，认为这是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大事。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一次不是被迫与列强签订城下之盟，都是被人家打得晕头转向，满地找牙之后，被强逼着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协议，而这次，日本人却主动求和，是为军事和外交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胜利，南京的高官们，弹冠相庆，却没有看透日本人的用心。
在上海前线的张治中和国府内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却为此而忧心忡忡，他们未必能看透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却凭着和日本人一场场血战得出的经验，本能的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日本人岂能因为一次败仗，就肯罢手？而且在华北和陈兵百万。
唐秋离却对日本人的用心，洞若观火，对华战争起初，他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
所以，当时日本上下“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举国上下，对此也深信不疑，及到开战，七七事变后不到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日本在华北损兵折将，惨遭重创，一战而定华北，而后南下中原的战略构想非但没能实现，华北日军被打得龟缩在平津一带，毫无还手之力。
其后，虽然大举增兵，唐秋离的华北独立师，以强硬的姿态，超绝的战斗力，打不散、撵不走，牢牢的把百万多日军纠缠在华北动弹不得，华北战事遂陷入僵局，短时间之内，无改变的迹象。
此时，日军大本营，对于与当初的判断和盘算背道而驰的结果，极为恼怒，也大为焦急，日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同中国这个庞然大国比拼耐力和韧劲，，是万万消耗不起的，因此惟一途径即是速战速决，连出重拳，把中国这个泥足巨人一气打到在地，才能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