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民国时期特有的手枪队。
不过现在的手枪队并不如之后的军阀混战之后的手枪队风光。
手枪队的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驳壳枪的大量在中国这个军阀和民间的使用。
这驳壳枪在中国的流行程度，简直可以用无所不在来形容。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人以普通手枪几倍的价格，将全世界70的驳壳枪都买回中国。
光是运费，中间商费用等等就花费1亿美元，那时的1亿美元，是可以买十几艘大型驱逐舰的。
外国人为什么不喜欢驳壳枪呢，简单说就是，价格太贵，重量太大，外形庞大。比手枪威力大，比步枪威力小，上不上，下不下，如同鸡肋。
但是自20世纪初毛瑟手枪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国人无比的青睐。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还是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能够佩戴毛瑟手枪为荣。不论其装备的数量，还是发挥的程度，都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军队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佩戴德国造驳壳枪，已经成为一个带枪人身价的象征，这大概就和现代人开什么车，是不是原装车才算牛气一样的道理。
于是德国毛瑟厂商投其所好，在后来生产的毛瑟手枪上，不仅有毛瑟厂的厂徽标志，还用汉字打上“德国制”三个字以为标榜，其生产和销售的目的，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打上“德国制”字样的毛瑟手枪却未必全是德国制，也有假冒。有的是别的小国家假冒，但他们打上汉字的“德国制”字样，其销售的对象却同样是瞄准中国的。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驳壳枪呢？
和那个年代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伴随着长期不间断的战乱。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此时中国军阀部队都面临着严重缺乏自动武器和火炮的客观情况，另一方面，士兵不是强征的壮丁，就是各种破产农民，赌徒，烟鬼，二流子。
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严格系统的军事训练。他们只是为了在军队混口饭吃，拿点饷银吃喝，领取部队配发的一点劣质烟土，战斗顽强性也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驳壳枪的威力就显露出来了。
军阀士兵作战意志相对较差，步枪射击精度更差，而且很多土杂部队装备的都是作坊私造步枪，或者膛线损伤老旧步枪，因保养不佳，步枪的性能下降，这些破步枪再搭配土造子弹，其有效精确射程并不比加上枪托的驳壳枪远多少，所以，手枪队才可以与步枪兵对射。
综合来看，当时一支由勇敢士兵组成的突击队手持可以快速发射的驳壳枪，不顾一切的发起冲锋，可以在战场上取得惊人的效果。
以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来说，这样一支人枪都超编制配备的部队，一直打到武昌城下，重机枪不过数挺挺，花机关（德国造mp18冲锋枪，因枪管外散热孔而得此俗名）不过数支，轻机枪一挺也没有，半自动的毛瑟手枪便成了北伐军的利器。当时的敢死队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几枚手榴弹爬上武昌城的。包慧僧在回忆录中说过，黄埔学生军东征时，叛军最怕的就是学生军的驳壳枪，因那时机枪少，步枪发射速度慢，而每个连的九支驳壳枪却可以半自动发射，容弹量也比步枪多一倍，当然是了不起的了。
而在擅长近战的西北军中，更是重视毛瑟手枪，从军到旅的各级长官，都直接控制着从团到连规模的手枪队，每到战斗的关键时刻，手枪队便成为一张王牌。1926年国民军与晋军战于晋北，石友三部曾一次集中3000人的敢死队，每名队员一把大刀，一支盒子炮，可见其装备数量之多。
中原大战之前，西北军还曾编有手枪旅，后来由西北军分化出来的韩复榘第三路军中，也长期地保持着手枪旅的建制。几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手枪作为装备，这怕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同样是以近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红军中，毛瑟手枪也被大量使用。
宁都起义后任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的季振同，起义前任***军第七十四旅旅长，该旅前身即为西北军冯玉祥之手枪旅，起义时，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盒子枪、步枪、大刀，后该旅全部加入红军。
红二十五军中也曾编有手枪团，是军长徐海东很惹眼的一个亮点。持毛瑟手枪奇袭、突击，在红军的战例中非常普遍。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飞夺沪定桥的二十二勇士在突击行动时，便每人配备了一支毛瑟冲锋手枪。
驳壳枪也是高级将领最后的防身武器，军阀混战时期，身为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匣子枪上阵搏杀。
民国时期热河的两大匪首李守信和白凤翔，更是对毛瑟手枪爱到须臾不可离的地步。抗战前后，二人先后投敌，一个当上了伪蒙古军的总司令，一个当上了伪东亚同盟军的总司令，各辖五个师的兵力。就是在这个时候，身边一直有大量亲随卫队的情况下，李守信身上也一直携带着两支二十响的快慢机，白凤翔更是连睡觉时，两支二十响也别在腰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带惯了，不带睡不着。
连张作霖在做到安国军大元帅后，身为一国元首了，随身也一直带着一支长苗盒子，其在皇姑屯被炸时，这支长苗盒子枪就在身边。
朱德在井岗山斗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