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了涉爆案件，是好事。”我说，“可是毕竟是个亡人火灾现场，原因还不明确，是不是刑事案件也还不明确，我们的工作量不小啊。”
“是啊。”队长看了看警戒带以外的群众说，“左右邻居反响那么大，当地党委政府的善后工作，也不好做啊。”
2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师父的电话，指令我们第一勘查组赶赴绿竹花园小区，对爆炸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在赶去现场之前，我建议大家先去省立医院，对伤者的损伤情况进行了解。
到了医院，我们直接去了伤者刘晨彬的病房。病房里只有刘晨彬一人躺在床上，隔壁床是空的，两名民警坐在床沿。
“他现在怎么样？”我问。
“这个我们也看不懂。”民警指了指心电监护仪，说，“医生说很平稳，无大碍，就是整个人好像处在浅昏迷状态，一直不说话，没办法问话。”
我看了看屏幕，血压80—120毫米汞柱，呼吸20次每分钟，心率70次每分钟，氧合血红蛋白含量100，这简直是比正常人还正常的生命体征。
我上前呼唤了几声刘晨彬的名字，他的眼睑仿佛在抖动，却没有对我做出回应。刘晨彬的上半身都包扎着纱布，我知道这种烧伤患者需要加压包扎，防止感染，所以要求医生解开纱布验伤显然不现实，风险也很大。我掀开他身上盖着的被子，看了看他身上其他部位，没有其他的损伤。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了他的主治医师陈医生。
“您好，陈医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刘晨彬的具体伤情。”我说。
“全身大面积烧伤，二度到三度烧伤，嗯，就这样。”陈医生说。
“位置呢？”我在一本验伤图谱上，翻到了画着人体的一页。
陈医生指着人体的简笔画，逐一把刘晨彬身上的损伤位置指了出来。我也按照陈医生的描述，逐一在本子上记录。可以看出，刘晨彬主要是背部和左侧上臂有一些烧伤，胸腹部都是正常的。
“那他的颅脑损伤严重吗？”我问。
陈医生皱了皱眉头，拿出一张ct和一张磁共振片子，插在阅片灯上，说：
“从影像学检查来看，他并没有颅脑损伤。”
“爆炸了都没有个脑震荡什么的？”林涛在一旁问。
陈医生摇摇头，说：“显然，爆炸的冲击波并不厉害，他全身的ct都做了，并没有任何损伤。”
“那他为什么昏迷？”我有些疑惑。
“这我就不知道了。”陈医生说，“我们担心他一氧化碳中毒，还进行了动脉穿刺，检测碳氧血红蛋白浓度，也是在正常值的范围内，并没有存在中毒或者缺氧的情况。说明他在起火不久就被救了出来，并没有吸入大量一氧化碳。”
“也就是说，他没有昏迷的病理基础？”我问。
陈医生点了点头。
我皱起眉头，思索了一番，忧心忡忡地准备离开。
陈医生说：“哎，对了，现在病人的就诊费用还欠着呢，你们政府什么时候帮忙先交上？”
刘晨彬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性格孤僻内向。中专毕业后，在省立医院后面的一个小药房打工当销售员，五年前认识了他的妻子——同是在药店打工的占士梅，然后就结了婚，在省立医院后面的绿竹花园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
药品生意利润很大，作为销售员，待遇也不差。所以他们俩虽然一直没要孩子，但是生活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据药店的同事反映，他们俩之间的裂隙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最初有人反映，占士梅曾经和她的同事也是闺密说，刘晨彬的性功能出现了问题，她想离婚。然后，同事们都感觉出差在外跑业务的刘晨彬经常会突然回到药店找占士梅。甚至，两人偶尔会在药店争吵。
占士梅也是外地人，没有亲属在龙番，他们两人的社交面很窄，所以侦查部门通过一夜的调查，也就查清了这些线索。
我们在从省立医院步行到现场的途中，一名侦查员向我们低声做着介绍。
“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吧？”我问。
侦查员点点头，说：“经过昨天一晚上的检验工作，已经确定了死者就是占士梅本人无疑。”
“可是，占士梅就孤零零一个人，又没孩子，父母又不在身边，是怎么通过死者的dna来确定死者身份的？”我问。
“我们在现场提取了占士梅家中的毛巾、牙刷等一切可以留下dna的物品。”侦查员说，“经过比对，都是同一个人的。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也派人去外地采集占士梅父母的血样，打算通过亲子鉴定进一步确认。”
我点头表示满意，经过数年的培训，现在基层民警对于提取生物检材的技巧都已经驾轻就熟了。我随即又问：“出了这么大事儿，占士梅的父母都不来龙番？”
“是啊，世态炎凉。”侦查员叹了口气，“他们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个女儿，拒绝来龙番办丧事。”
小区似乎已经恢复了宁静，经过一夜的交涉，虽然整栋楼周围都拉起了警戒带，但现场上下周围的邻居也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们几个拎着勘查箱上楼，见市局技术部门的同事正在进行现场勘查。
“你确定这是大门的原始状态吗？”一名痕检员正在询问被从队里叫过来的那位操着东北口音的消防队员。
“那必须的啊！”队员说，“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