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魔鬼将这个世界变成了地狱。
——奥斯卡·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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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的工厂厂房门前，路边停着十几辆蓝白相间的警车，闪烁的警灯和雪白的车灯光束把这个僻静的地方渲染得有如色彩斑斓的夜市。
厂房内，充斥着臭气。十几个人抱头蹲在地上，旁边站着十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
“你说你们是不是黑了良心？”为首的警官说，“你们呀，迟早得遭报应！”
他走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旁，用伸缩警棍敲了敲桶壁，从里面发出“嘭嘭”的闷声。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警官皱了皱眉头，探头向桶里一看，顿时干呕了两声，“这么恶心的东西，你们让它回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良心给狗吃了吗？”
“都是饭店用，你们不出去腐败，又吃不着。”一个瘦子嘟嘟囔囔。
“说什么呢？”警官瞪了他一眼，“我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承包出去的食堂不用地沟油？”
省城龙番市秘密开展“打四黑、除四害”行动才一天，就发现了这一家生产地沟油的地下窝点。于是连夜实施了抓捕行动，一举捣毁了这黑心的恶巢。
凭想象，是无法想到那一桶桶泔水是多么的恶心，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多么的令人作呕。负责抓捕行动的治安大队大队长也是第一次进到这苍蝇乱飞、污水横流的地方，他唯一能想到的词语就是触目惊心。
大队长拿起舀勺舀了一勺泔水，悬空举起慢慢倒回桶里，说：“你们自己看，自己看！这能给人吃吗？要在旧社会，老子就把这东西灌你们嘴里。”
一勺泔水倒完了，勺底却还沉淀着一个黄色的物体。
大队长仔细望去，感觉似曾相识。
他转头问身边的环保局干部：“你见过这么粗的鸡爪子吗？”
为了掌握更多的刑侦技能，我被下派到北环县一个刑警中队锻炼了一年。
刑警生活虽然斑斓，却也琐碎。一年的时间，大多是在调解民事纠纷、抓捕盗窃电瓶车嫌疑人、调查夜间抢包案件中度过的。
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比如一个女子和丈夫吵架，被丈夫打了一巴掌，一气之下来刑警队报案。我们听完，说这不属于我们管啊，女子说，家庭暴力不是你们刑警管是谁管？难不成是妇联管？再比如一个男人跑到刑警队报案说自己的老婆被拐卖了，我们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调查完，才发现是原来所谓的“老婆”早就结了婚，原配丈夫找上门来把她给领回家去了。
对法医专业的热爱，促使我时常去县局，参加偶然发生的命案的侦破。一个县城，一年也就几起命案，破获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不过可能是我比较脸黑，刚下派过去没俩月，北环县城就发生了一起轰动公安部的命案，好在最后也破获了。[1]
就这样，结束了一年的基层刑警生涯，我又回到了厅里，感觉是又高兴又不适应。高兴的是，我又可以出勘疑难案件，不用继续身陷鸡毛蒜皮的杂事儿之中了；不适应的是，在刑警队熬夜是常事，回来后恢复了正常起居，身体反倒不习惯了。
这一夜，我正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时，电话铃应景地响了起来。铃铛揉了揉惺忪的双眼：“这么晚，谁啊？你一年不在家，我都不习惯半夜还会有电话铃了。”
我一把抓起话筒，倒是心跳得有些兴奋：“喂，师父？没事儿，没睡呢，好，我就到！”
“什么案子啊？”上了车，我问，“这么急？”
师父看了看我，笑道：“我倒是想知道你半夜三更了还没睡觉，在干吗呢？你不都回来好些天了吗，还胜新婚呢？”
我白了师父一眼，岔开话题：“杀了几个？”
“没杀几个。”师父正色道，“市局治安部门查地沟油的时候，找到一个鸡爪子。”
“鸡爪子？”我一头雾水。
“是啊。”师父说，“还是油炸的。”
无论我怎么询问，师父总是笑而不语，随着车子的颠簸，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这处位于市郊的偏僻厂房。
“好大架势啊。”我说。
电视里总是会出现一大串警车拉着警笛、闪着警灯呼啸着去现场的景象。
其实那都是导演们的想象而已。如果这么大动静去抓捕犯人，连个老鼠都被吓跑了。我们出现场有个原则就是不能扰民，所以总是偷偷摸摸地来，偷偷摸摸地回。像这样大规模的抓捕架势，确实比较少见。
我们拎着各自的勘查箱，从刑事现场勘查车上跳了下来，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一个拿着麦克风、戴着小眼镜的人说：“我是电视台的记者，请问你们是法医吗？打击地沟油也需要法医来吗？”
记者的热情着实让我吓了一跳，他把黑乎乎的麦克风使劲儿往我的嘴边靠。师父打断了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说：“嘿，哥们儿，你是想把这玩意儿塞他嘴里吗？”
记者尴尬地挠了挠头，我们也趁此机会，跨进了警戒带。
厂房内，特警们已经开始对每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搜身、戴铐，准备押解上车。只有两名负责人模样的民警头对头地蹲在地上，围着地上的一个碗，絮絮叨叨。从肩章上看，一个是一级警司，一个是二级警督。
“你看，这有纹理，会不会是指纹啊？”一级警司说。
“嗯。”二级警督点了点头，“这白白的地方，应该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