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率先打破沉默，“黄台公诛杀高句丽特使，目的何在？”
宇文述已没有选择，只能妥协，只能接受现实做出急速推进到鸭绿水一线之决策，只能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政治风险，但这个政治风险不是由宇文述一个人承担，整个东征统帅部都要承担，所以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攻击决策问题，而是如何把政治风险减到最少，如何给崔弘升的“错误”善后。
以崔弘升的显赫身份和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饱含深意，如果没有足够打动他的政治利益，他绝无可能冒着与宇文述为敌、把整个东征统帅部拖下水、公然挑衅圣主和中枢权威的风险，斩杀高句丽议和使者，所以崔弘升肯定有目的，但目的到底是什么，郭荣却拿不准，猜不透。
无人回答，一片沉寂。
实际上宇文述、郭荣、李景和薛世雄对这个问题的估猜都差不多，都知道崔弘升此举肯定与以裴世矩、李浑、李平原为首的安东势力有直接关系，由此引出两个重要问题，其一，齐王、崔弘升、裴世矩、李浑和李平原五者之间的合作，将对两京对峙和关陇、山东、江左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造成何种影响？以崔弘升和博陵崔氏为首的冀北、幽燕豪门世家，与以裴世矩和河东裴氏为首的政治力量、与李浑和陇西李氏为首的政治力量密切合作，是否要联手发动新一轮皇统大战？而山东人和关陇人的这种合作，是否意味着两京对峙和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
这个问题不是宇文述和东征统帅部所要考虑的，他们要考虑的是第二个问题，崔弘升以如此激进手段裹挟东征大军直扑鸭绿水，是否意味着安东军的的确确要取间道奔袭平壤？是否的确有十万安东大军正在奔袭平壤的路上风驰电挚？
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崔弘升的激进之举就能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安东军不但需要支援、策应和配合，更需要大量的粮草辎重，否则安东军长途奔袭平壤就是取死之道，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就会重蹈萨水大败之覆辙，而这个后果不但圣主、中枢和东征统帅部承担不起，深陷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土亦是承担不起。
无人回答实际上就是答案，四位大将军的想法即便千差万别，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政治风险已事实存在了，东征统帅部就算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得不给崔弘升擦屁股善后，否则风险一旦演化为危机，大家都受连累，一个也跑不掉。
“黄台公的目标是什么？”郭荣沉吟良久，又问道，“是兵临鸭绿水，威胁平壤，还是渡过鸭绿水，直杀平壤？”
崔弘升的目标显然不是兵临鸭绿水，不是被动消极地牵制高句丽军队，而是要渡过鸭绿水，要给平壤以实质性威胁，甚至逼迫高句丽军队全线退守平壤，如此己方大军就能与安东军会师于平壤城下，二十多万中土将士就抢在雨季前成功包围了平壤，并且拥有了充足的攻城时间。
但是，这一仗并不因此而毫无悬念，相反，风险更大，二十多万中土将士若无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的支持，最后结果并不乐观，甚至还有可能重蹈萨水大败之覆辙。
宇文述郁愤不已，手抚灰白长须，无奈摇头。
“明日，请蒲城公、舞阴公率军急速东进，包围乌骨城，兵临鸭绿水。”
郭荣、薛世雄躬身领命。
“请滑公迅速开辟辽东城到鸭绿水西岸之粮道，并确保粮草辎重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运达鸭绿水西岸。”
李景躬身应诺。
“大军是否渡过鸭绿水，何时渡过鸭绿水，前提条件是粮草辎重必须得到有力保障。”宇文述望着郭荣、薛世雄和李景三人，郑重嘱咐道，“这是血的教训，是用二十万将士的生命换来的教训，我们切莫忘却，以免重蹈覆辙。”
三人一口答应。这是宇文述的底线，政治风险他可以承担，崔弘升的事他也可以善后，但军事上不允许失败，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攻打平壤，不能拿将士们的生命做赌博。
郭荣迟疑稍许，问道，“许公，若圣驾东来……”
圣驾东来，圣主抵达前线，统帅部失权，崔弘升以及一大批主战将领极有可能做出更为激烈之举措，如此战局必然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宇文述长叹一口气，似乎要把心中郁闷尽数吐出，“远征路上，障碍重重，圣主即便有心亲征，恐怕也难以如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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