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那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明史·周延儒传》：“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落第，到三十五岁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相貌相当不漂亮，[78]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那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79]
军饷应当由户部（财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祯年间，除了每年应收的钱粮赋税之外，还加派“辽饷”（指定用于对付满清的军费）、“练饷”（指定用于练兵），两项军费的加派在崇祯末年每年超过二千余万两。在崇祯初年，当会少一些，但也不至于对锦州、宁远的国防部队欠饷达四个月之久。锦宁前线是当时最重要吃紧的国防要地，别的地方可以欠饷，锦宁前线万万不能欠。公家库房没有钱，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却多得很，紧急关头，向皇帝暂借私房钱，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但崇祯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据《明季北略·卷五》载，当李自成在山海关外打了败仗而匆匆逃离北京之时，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这样大笔银两，借出来发清欠饷，何乐而不为？士气大振之余，还可进而克复辽东，同时赈济灾民，减弱“流寇”的力量。把几千万、几万万银两积在内库之中，不知又有什么好处？宁远兵变索饷，后来以七万两银子解决，可见发清欠饷，并不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五百两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锭只有十两，一共也有接近四亿两的巨款。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