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京城阔佬的投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明末的财政已经陷入了严重滞涨。一头是国穷民贫，另一头的缙绅阶层却又将大批偷到手的国家税款囤积起来不参与经济流通。各地天灾**频发，上层已经预感到了危机，开始存粮草过冬了。
然而这些人打死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叫李自成的人，最终将他们手中的银子都拷掠了出来......2000万两。
后世人都知道，想要经济发展，货币就必须流转起来。所以穿越众就抛出了购地计划：京城阔佬都有钱，与其等着被人拷掠，不如早早拿出来买地。
这样一来，原本堵死的血管就相当于重新工作了购地银子会被穿越众就地使用，搞活北方经济，购买北方流民，一举多得。
而要求客户自带种田人手这个政策，则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这才是穿越众吸纳京城资本的真正目的。
这样一来，关于“反贼吸纳流民”的指控就不存在了。
古人对于这套把戏其实很清楚，几千年来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如今天灾战乱频发的情况下，一个势力大肆吸纳流民，除了想造反还有另一种解释吗？
之前指控曹总兵的弹章，上面最严厉的罪名，吸纳流民就是一条，满朝文武对此都是默认的。
所以曹总兵才及时抛出了购地政策来对冲这一条指控。
购地政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给予了投资者一个虚假概念：地是老子买的，佃农也是老子的庄户，这些资产都不姓曹。既然人口和土地都分散在了各位老爷手中，那么往夷州运人也就不违规了。
是的，截止目前，老爷们就是这样考虑的。
另外，一部分对曹总兵有深深敌意的缙绅，还保留了后招。
将来如果姓曹的识相，大家就这么过；如果姓曹的不识相，那就对不起了。土地和人口都是老爷们的，实在不行，还可以运作朝廷在夷州来一波改土归流，设置郡县......虽说县太爷来了就要上农税，但是就没姓曹的什么事了。
这属于两败俱伤的保留大招。
还是那句话：你盯上了人家的xx，人家盯上了......老爷们的想法看上去都很美，至于结果嘛，走着瞧就是了。
总之，在购地政策推出后，当前曹总兵面临的最大指控就不存在了。由投资者“自运佃农”这一条，打破了所有法理上的禁锢，使得穿越众在北方迅速打开了局面，借风使力，开拓出了一条更加“粗大”的人口运输渠道。
免税和自运人口两条最重要的条款商谈完毕后，其余的一些小政策就不太重要了。毕竟投资者是要先行派团队去考察的，到时候去夷州感受一番，什么政策也都明白了。
诸事安顿完后，曹总兵离开京师的日子终于到了。
1630年4月27日晨，忠勇伯，左都督曹川在朝会上当众向崇祯帝辞行，在得了皇帝又一次赐下的钱币锦缎等礼物后，忠勇伯于当天正午，告别了正在装修的府邸和留守的薛经历，率领亲兵队伍离开了京城。
没想到的是，在出城的途中，竟然还有明人站在长街旁送行。这一次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们热情依旧，曹大人是在一片“公侯万代”的颂福声中出的京城。
出京城，和城外军营的大部队汇合，回头望一眼渐渐远去的古城，穿越众一行人放开马缰，带领着队伍向天津方向驶去。
从这一刻起，历时半载，历史上代表着明国正式进入亡国倒计时的己巳之变，划上了一个被穿越众改变过进程的特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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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己巳之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这次战役不仅仅是后金第一次入关抢劫那么简单。其对明国政治经济，乃至朝野上下的作战信心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另外，就在这次己巳之变中，一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变化，也悄悄地出现了。
从表面影响来看，第一，此次战役导致了明国社稷震动，庙堂晃摇。
皇太极率军围城，标志着崇祯中兴之梦的破灭。战役中明国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大员或死或俘。
另有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狱，朝堂恐慌，官僚体系元气大伤。
第二，朝局混乱。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自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钱龙锡、成基命、李标以下去职，取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人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
第三，京城守备虚懈。在此之前，京师过了180年和平日子。等到战争突然降临，从上至下都没有任何实际性准备，守城军队一片混乱，京城险些丧于后金之手。
最后，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大肆掳掠，生民涂炭，百业凋零。以上这些都加剧了明国社会矛盾，加速了明国灭亡。
这次战役在历史上具有极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明清双方战略形势的重大转变：之前明国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前后陆续瓦解，明国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除去以上这些损失之外，潘多拉的魔盒里还跑出了另外一些东西。
就在己巳之变后不久，大明朝廷迫于财政压力，放开了“捐班”限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