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明朝的边军情况已经窘迫的无以复加，明朝的军制，开初是寓兵于农。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
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
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右和内监占夺。军屯既败坏得有名无实，商屯又由于开中盐法的废弛而破坏无遗，朝廷只有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银，要就是说，当初老朱自豪的夸口的不费一两银子就养活百万大军的说法算是吹牛了。
万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拖欠军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官吏的克扣，士卒能领到的饷银就很少了。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陡涨的情况下，士兵的生活更陷于绝境。
就拿陕西巡抚胡庭延统计的数字来说，当时临巩边军饷缺至五，六年，总数达到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钱粮二年、三年不等；固镇等地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就没发过饷银，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个士兵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典当点衣衫家具啊，但后来实在没什么典当的了，就将吃饭的家伙刀枪弓箭典当出去了，到后来不得不鬻子出妻；乃至沿街乞食。
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当兵的都到了这个份上，那谁还剿匪？既然都要饿死了，他们就开始发挥他们的老本行，他们的专业——武力了，于是才有了杨鹤看到他的部下就在流寇咯，而且当杨鹤问他忠君爱国的思想哪里去了的时候，那几个士兵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梗着脖子回答：“你给我军饷，不要多了，一天两顿稀粥，我立马回军营。”结果杨鹤给不了，因为他没钱。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而受过训练，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官军成为流寇的中坚，成为骨干的时候，局势越来越撑不住了。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因此在朝堂上才有了上文说的，他在那侃侃而谈，弄出了一个元气论，等这个大嘴巴上任之后明白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时候，跑也跑不掉了。
这时候，没兵，流寇的战斗力又增长，于是，就只能大力的推行他的招抚理论。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好人，杨鹤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因为春秋大义，也没有一个人有成王成帝的野心，就连后来李自成都打到了北京，还和崇祯商量，你封我一个西北王吧，把陕西给我做封地，然后我就接受招安，并且出关给你打女真去，结果也不知道崇祯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就放弃了这最好的一次驱虎吞狼，送上门的好主意，拒绝了李自成的善意，最后李自成绝望了，开始了最后的攻坚，结果崇祯只能上吊了事了。最后展现了一下大明这个中国最有风骨王朝的气概。
既然大家造反只是因为吃不饱，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不但东跑西跑风险太大，尤其在骨子里，老百姓还认为这是无君无父，很让祖宗蒙羞的事情。
分析到这里，吕汉强痛心疾首的总结道：“但杨鹤总督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为什么？”赵梓第一个问出了在大家看来，吕汉强的悖论的关键。
“因为杨鹤没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然后不等大家再问，吕汉强给出了答案：“答案是，造反，是因为吃的，投降，是因为杨鹤给他们吃的。杨鹤没有源源不断的钱粮，记住是源源不断的钱粮，来让那些放弃造反的百姓有足够活下去的粮食和机会，当招抚用的粮食吃完了，百姓又从回原先坐以待毙的境况，所以只能继续造反。”
没有人再说话，除了天真烂漫的如云，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被吕汉强揭破的这个怪圈而震惊，而不知所措。
这时候，王公公带着恐惧抬起头，战战兢兢地问吕汉强：“吕伴读，那我们就凭借着这区区十万银子就想扑灭山陕的动乱，岂不也是劳而无功？天下大事岂不依旧不能改变？”
“痴心妄想”吕汉强斩钉截铁的回答。
痴心妄想，那也就说，这次赈灾一定失败，那吕汉强以及吕汉强身后的势力，将因为赈灾失败而有灭顶之灾。
一股沮丧的气息，随着吕汉强的回答，在这军帐里弥漫开来，大家对前途已经没有了半点希望。
“因此，我们不能走杨鹤的老路，我们必须走出一条与这个恶性循环怪圈的新路。”吕汉强站住脚步，舒展一下因为负重而感觉酸麻的双肩，努力的挺直身子，昂扬起胸膛，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