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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源一迭声地叫屈：“警官，你们这样说就是不了解情况了，华佳影视做为圈里最大的影视经纪公司，底下的子公司、分公司有三十几家，而华佳只是文雅夫妇的经纪公司的小股东，只占了他们这家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华佳跟周导的关系更是松散，周导的工作室什么都是独立的，他跟我们的合作也只是工作上的合作，我们每年至少投资他的一部电影，他优先选用华佳的演员。
所以严格来说，这两家公司都是华佳的外围，我跟文雅夫妇、周益民导演也只是熟悉，他们有什么事，跟我和司明远的私交有什么关系呢？”
说得也似乎有点道理，华佳影视就因为规模大、旗下的演员、导演众多，且本身不缺钱，所以在圈内很有影响力，这两年虽然不断有丑闻爆出，却并没有影响他作为京圈大哥的地位。
刑警们又问他：“我们查到，出事前后，你跟他之间打过两次电话，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出事前那次通话，他跟我聊了几句他女儿的情况，他女儿二本毕业，他想让我帮他女儿找个工作，我答应了，准备安排他女儿在我们公司做宣发，不过他们父女关系紧张，这件事我没跟他女儿说是他托我，说是他们家老爷子托的我。
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他反复说很感谢我，我有些奇怪，但我当时正忙，就没有多想，只说了两句别放在心上，就挂了电话，后来得知他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是后悔莫及，我当时要是多问他几句，说不定一切都可以避免的!”
冯源的话没有明显的破绽，询问过后，警官们只得让冯源先回去了，另一个换了新号码的手机也被定位了，可是当刑警们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在一家工地上搬砖的农民工。
刑警们传讯了这位农民工，先问他的手机什么时候买的？这位农民工兄弟很紧张：“刚买的，我的旧手机用坏了，前两天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二手手机市场淘了这个手机，挺新的，只要880块，我听说原价要五千多呢！”
这就比较麻烦了，刑警们带着这位农民工去了卖二手手机的店面，向老板打听这个手机是谁拿过来寄卖的，那个老板见了这个牌子的名气很大的手机，马上记起来是谁了：
“警官同时，这个手机是一个拾荒的老头拿过来的，你们知道，我们一般不敢收这种手机，怕是小偷偷来的赃物，但是那个老头一看就是个老实巴交的，他说他在路边的一个垃圾桶里捡到了这个手机，想卖点钱，我就让他放在这里了。”
刑警们让他跟拾荒的老头联系，那个老头很快就过来了，见这个手机被刑警们追索，很是害怕，赶紧撇清自己：“警官，这个手机真是我捡来的，我可以带你们去看那个垃圾桶！”
刑警们跟他一起找到那个垃圾桶，在正街靠边角的位置，这个老头是五天前捡到的，刑警们调取了街道两侧的摄像头，反复看了那天和前一天的监控视频，竟然没有发现是什么人把这个手机丢进去的！
这也难怪，这条街上的人流量很大，尤其是到了晚上，垃圾桶这个地方在街角的阴影里，街道两边的监控根本拍不清楚路人路过这里都做了什么！
这个手机的线索就算是断了，刑警们只好全力去追那个关机的手机的下落。
这种情况的定位虽然费劲，但是由于没有被使用，放置在那里，定位的位置更为准确，刑警们很快查到，这个手机目前在一栋居民楼的一个房间里。
刑警们找到这家人的家里，经询问，这是袁萍的家，而那个手机，正放在袁萍床头柜的桌子上。
这下子，终于证实了，袁萍在司明远出事前，曾经用这个手机号跟司明远频繁联络，她之前的交代，全是在撒谎。
既然确定了这个手机是袁萍的，刑警们又查了袁萍这个手机的通讯录，发现她跟那个被扔进垃圾桶的手机的原手机号联系密切，而肖坤的手机号，在司明远出事前，也频繁跟那个号码通话。
更诡异的是，那个手机号，也只有他们这两个联系人，那个号码从启用到被扔掉，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种种迹象表明，那个手机的所有者，才是策划这一切的幕后人，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沈军那边又加紧讯问袁萍，她跟司明远频繁联系，到底都做了什么？
袁萍这个时候抵赖不过，只好交代了她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她跟男友准备十月份在日本结婚，所以她一早就给文雅老师递交了辞呈，就在她将要登机的前一天，她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那个男人说，他知道袁萍在给文雅老师做助理的时候，贪污了一大笔粉丝的捐赠款！
袁萍很慌乱，因为这件事是真的，六年前，在文雅老师四十岁的时候，文雅老师的粉丝募集了一百万，以她的名义捐赠，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她联络和实施的。
建设的时候，她压低工程款，忽悠当地村民给学校建房做义工，最后学校建好，只花了六十二万，她把剩下的三十八万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她以为，这件事她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今天被人揭发出来，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个男人却道：只要她能够帮他做一些事情，这件事他就会永远帮她保密，不然的话，他马上把这件事公布于众！
她别无选择，只得马上退了飞机票，听这个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