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进程至今还没几年，股份制改革也才刚刚推开不久，目前顶多只能算是试验阶段。
有的国企和地方企业虽然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革，逐渐转变思路方法，希望借助民间资本、外来资本的力量来把原本犹如死水一般的经济搞活。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惯性下，目前尚未显露明显的成效，这些企业依旧没有摆脱计划紧急模式下的行政隶属关系，甚至变得更为混乱，形势更加严峻。
这种初步合资的企业，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不是按照规定程序产生，上至董事长、总经理、各部门一把手等高级管理人员，下至各种技术人员，仍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去行政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与此同时，有的大型国企和一定规模的地方企业，甚至保留了改组前的党政班子，并将之并入董事会，以两套班子并存的形式，牢牢控制着新出炉的合资企业的各项决策权。
股份制改革推开的初期，对于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坑。
如果政府指派的人员光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那还简单。
关键是一座庙里供着的大佛太多，香火不够分，干活的人数还没领导的人数多。
一个部门里，九个官身一个打杂的，把各个部门都搞得乌烟瘴气，办公室政治氛围浓重得叫人难以忍受。
有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后，仍需与地方财政部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产权并未进行明确的“确权”行为。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入股了地方企业、甚至占了地方企业股份的大头，仍然不能‘当家做主’，无法插手企业的日常营运。这放在后世是不可思议的，但在这个时代却显得相当常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企业是亏了，但有人官帽子升了、荷包鼓了，里边的甜头让他们舍不得放手。
这种股份制改革后形成的特殊产物，在行政上依旧是政府部门的直属企业，在财务上的隶属关系归于当地财政部门，企业家作为董事长，一不能插手财务、二不能插手人手的升、降职，在企业里几乎成为吉祥物一般。
“那你找当地的大领导疏通疏通关系呗。”陆坤出了个馊主意。
现在不都讲究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嘛？各种歪门邪道都可以试一试，成与不成的，也没什么关系，社会的容错度，还是相对较宽的。
“找过好几次，没用啊。”李尔福急得拍了拍手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白瞎了我送了那么多回好东西。”
“那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陆坤继续问道。
李尔福唉声叹气道，“说法倒是给了，但解决的办法却连屁都没放一个，每次都搪塞我，各种推诿。”
说完，李尔福还掐了掐嗓子，学着领导身边的大秘的话，“股份制改革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构成中，少不了主管部门的指引，进一步规范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重组，给予指导意见，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
陆坤一听就知道，这是上边的人舍不得撒手，眼馋这个制片厂。
傻瓜瓜子是怎么彻底完蛋的呢？
竞争变得更激烈，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就在“合资”二字上。
傻瓜瓜子的品牌知名度在当时可谓是红遍一时，单个商品利润虽低，但企业的总体利润却很高。
于是地方企业主动上门提供“贴心”的合作方案，拿出一部分土地与现金，与傻瓜瓜子组成新的炒货公司。
但深层次的问题也来了，双方不同理念的碰撞，不是擦出了激情的火花，而是给企业发展泼了一盆冷水。
企业的财务和人事行政权都被政府紧紧握在手里，反而创始人连动用账上资金的权力都没有，人事任命权也被剥夺，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
最终傻瓜瓜子由于其僵化的体制、计划经济氛围过浓，创始人与政府主管撕破脸等原因，迅速走向了末路。
“陆老弟，你倒是给我出个主意呗？”李尔福大概是抽空喝了口茶，见陆坤许久不吭声，这才催促了一句。
他为了那个制片厂，可是花了不少钱的，要是连个水泡都溅不起，大概能心疼得三两年不痛快。
那可是好几百万呢！
除此之外，当初那些被他“忽悠”着一起入股的老友，也是他现在发愁的原因。
人家当初跟着一起投钱，那是信得过他，信得过往日的交情，一旦这事情搞砸了，自己得再拿出一大笔钱来赔给他们，要不然，自己的口碑在圈子里坏了，往后就没法做生意了。
现在可不是当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时候了，他的年纪上来了，想要稳定下来，给自己逐渐洗白，就不能跟以往一样，大赚一笔然后就往东南亚的那一潭浑水里钻，躲起来不见人。
陆坤琢磨了一下，有些不确定道，“你那些朋友跟你一条心不？”
“一条心啊，怎么了？”李尔福抓了抓头上越来越稀疏的头发，有些摸不着头脑道，“他们都是看着我的面子入的股，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的。”
“那当地政府有能给你说话的领导不？”陆坤继续问道。
李尔福稍微缓了一下才道，“有倒是有，但他不是话事人呀，这事儿上做不了主。”
“没事儿，这个事儿也不能全靠上边的人帮着老哥你出头，咱得靠自己。”陆坤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