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十，尚书台下达圣旨。
京城内消息灵通的家族很快便知道了皇帝对高顺等人的封赏。
这次高顺不仅因战功封侯，而且是少有的冠军侯，房良被封为济南国相。
这简直是打士族的脸。
这让很多世家大族坐不住了，不仅是因为他们嫉妒高顺的战功和获得的封赏，更因为士族有着强烈的精神洁癖，在他们看来，封侯是士族的特权，哪能让一良家子逞威？他们羞与为伍。
更何况高顺与宦官走的这么近，与他们处于敌对状态。
他们更担心高顺消灭广宗的黄巾贼后挥军南下，再立战功。
他们最害怕的是类似的事情成为惯例，让寒门和良家子获得了上升的渠道，这会严重危害士族的利益，动摇他们的根基。
于是，自持有道德修养的家族，采用阳谋，有些自甘堕落的家族，使用阴谋，总之，不能让高顺独揽剿灭黄巾贼的战功，必须把他打压下去。
既然高顺能自筹资金供养军队灭杀黄巾军，他们没有这个方便的条件，不过他们可以另辟捷径；于是很多家族又开始向皇帝捐献钱粮、铠甲、战马等，并奉上更多数量的家奴，而且这些家奴的素质较前次有大幅度的提高。
没有家奴，或者家奴数量少的家族，便从社会上招募人员，送他们参军。
他们希望皇帝陛下组建更多的军队前去清缴黄巾贼。
不仅是为了战功，尽快消灭黄河以南的黄巾贼，阻止高顺继续南下，更重要的是黄巾贼是他们天然的敌人，必须尽快消灭干净，让他们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他们更大的动力是希望平定黄巾贼后，尽快参与重新瓜分财富的盛宴，无主的土地，贫乏无助的农民等，是他们扩大庄园和扩大家奴队伍的契机；对皇帝的捐献，他们很快便能赚回来的；毕竟遭受黄巾贼破坏最厉害的是地主阶层和寒民阶层，对大士族的伤害也就是经济损失。
这是堂堂正在的阳谋。
皇帝非常高兴，送上门的好处，他全部笑纳。
刘宏问张让：“为什么士族这么积极？朕并没有让他们捐助啊。”
张让消息灵通，笑道：“陛下，这要归功于大将军和冠军侯，大将军接连上书，希望冠军侯尽快平定冀州，然后南下兖州和豫州平贼，士族怕冠军侯再立战功，所以希望豫州战役尽快结束，阻止冠军侯南下。”
“呵呵，没想到朕封高顺为冠军侯还有这个功效。”
张让道：“恭喜陛下，冠军侯对陛下忠心耿耿，必然被士族所仇恨，这样的话，冠军侯只会依附于陛下而不敢有二心，否则只是士族便能让其死无葬身之地。”
刘宏笑道：“呵呵，希望他成为朕手中的一柄利刃，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对得起朕封的“冠军侯”称号。”
而袁家则是另外的思想，上次捐献了大笔的钱粮，派出两个千人队，派出家族最优秀的两个小辈，却被黄巾军围困在长社，寸功未立。
他们不怪两位中郎将无能，只怪黄巾军太狡猾，且官兵数量太少，又缺乏训练。
现在高顺获得了如此多的战功，不仅清缴了三州的黄巾贼，且斩首贼首张角和张宝，现在又封侯了，更让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的怒火。
且由于高顺的原因，袁家与鲜卑族和上谷郡乌桓的交易暂停，使得袁家损失了大量的财富，袁家对高顺恨之入骨。
袁司徒痛定思痛，以前联合各大家族封锁高顺，他们为了各自家族的利益，没有起到半点作用；这次，他决定甩开这些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家伙，准备单干。
既然幽、冀、青三州已恢复秩序了，那就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
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乌桓人，从传回来的消息看，上谷郡乌桓现在对高顺的依赖特别大，关系非常密切；而高顺断了东三郡乌桓人的朝廷赏赐，使得东三郡乌桓人的生活困苦了很多，有发生冲突的可能，这便是他利用的契机。
这次，他派出家族最得力的管事，前往辽西郡，争取说动乌桓人，让他们入塞劫掠。
对他们来说，这正是边郡空虚之机，是劫掠的好机会，不由他们不动心。
乌桓几万大军南下，与冀州黄巾对高顺进行联合夹击，以他现有的兵马，如何自存？袁隗相信，即便不能借此消灭高顺，也能让他损失惨重。
若乌桓人入塞劫掠，他便有打击高顺的事由了。
另外，袁司徒又有一计，调河东太守董卓讨贼。
董卓曾被司徒袁隗征辟为府掾。
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
由于袁隗和董卓之间有这样的特殊关系，所以关键时刻，袁隗便想到了董卓。
而这时，何进上任大将军时间不久，黄巾未灭，寸功未立；不管是灭黄巾，还是组建大将军府的班底，都离不开士族的支持，而他的出身卑微，所以大将军有向士族靠拢的意向。
何进对士族抛出的橄榄枝，忙不迭的接住，以满足他交好士族的目的，此举不仅能交好士族，且希望能有所作为，更有打压高顺之意。
袁隗虽然不能代表士族，却是士族的重要代表之一。
而袁隗不仅要推荐本势力的人赚取战功，且要打压高顺，阻止其南下剿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