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里沾亲带故之人，还有那些难民，购买种子也是这个标准，有那愿意现付，却又没有红薯土豆的，四斤小麦或是高粱换一斤种，这个价钱，在相信亩产千斤的村民眼里，实在不算高。
但在涿鹿集附近这些有点怀疑的人看来，这个费用就太高了，都是吃进肚子里的，凭什么我要用四倍的东西来换，亏大发了，就算你产量高些，也没道理这么贵，在这个时代，人们根本没有育种的概念，都是用上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年复一年地播种。
而且还有人嚷嚷，这红薯土豆以前见所未见，除了自己吃，估计卖不了价钱，想用它们来完赋，恐怕行不通，这就让这些人对种子的价格更不满意了。
尽管涿鹿商社承诺，若是红薯土豆种的多了没有其他人收，涿鹿商社也会以公道的价格，用银两、布匹或是青盐收取，但这话在涿鹿集上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相信。
这些镇民的担忧，其实牵涉到大明的赋税制度，建朝伊始，朝廷采取的是实物税制，也就是说，你种什么缴什么，但这种方法弊端很多，因为大头需要运到京师，运输、存放还有损耗等等都是大问题，更别提官员胥吏从中上下其手，用大斗进小斗出等等手段中饱私囊了。
万历朝张居正革新后，统一折算成银两收缴赋税，倒是解决了实物税的部分弊端，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官商勾结，收粮时节粮商拼命压价收购，即便丰收，农民卖粮所得也不多，但税赋是按银两计算，相当于多缴了粮。
等到青黄不接，农民需买粮度日时，粮价高企，这一进一出，相当于在农民身上褥了一道羊毛。
不是农民不想留足自己的口粮，而是产量低下，即便年成好，赋税、地租就能耗去六七成，剩下的还要留一部分做种，实在不可能留足口粮。
买粮的钱哪儿来？借贷、典当，甚至卖儿卖女，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将人身上的东西榨干吸尽。
到现在为止，只有寥寥几家愿意接受这个价钱，换取神物种地，但在其他大多数人没有行动前，也仅仅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了一下。
其余人等则是不停地上门磨嘴皮子，就希望志文他们能把种子费给降下来，特别穷困的那些还想能赊给他们，等收粮后再还。
志文当然不能同意，真降下来，置如约交了种子费的涿鹿山民于何地，按理说，自己人收少些，外人收贵些才合道理，只是新东西嘛，一开始总要让些利，但能让这些人享受与自己人一样的优惠，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至于赊欠种子，不是不可以，前提是这些人要认这个价，但问题是双方都缺乏信任度，按后世的话说，就是一个信用担保问题，想要赊欠的，家徒四壁，连点像样的东西都拿不出来，他们与涿鹿商社又不熟，纯靠个人信用？
志文可不太放心，又不是做慈善，就是那些难民，也是要干活才行的，要是有涿鹿一系的人愿意作保还差不多，只是认识涿鹿山的人也不会如此难缠。
“告诉他们，先认了咱们的种子价再说其他的。”志文吩咐道。
有些人家确实到了快要揭不开锅的地步，也是他们最有种的意愿，在他们看来，这种从未见过的粮食，即便卖不掉，换不了银钱，只要能让自己裹腹也够了。
但降价的口子却绝不能开，哪怕想办法让他们收获后补交都行，有些人家其实还算殷实，又不是拿不出粮食来换，可就是想混水摸鱼地占便宜。
尚小成闻言，叹了口气，转身去了，他是吃过苦的，知道眼下生计困难，若这些人真能种上红薯土豆，定能有所改善，只是这两样东西都是神物，要想用很少的代价获得，却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志文复又躺回凉簟，继续乘凉，只是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了，他倒不担心这些镇民，还有附近的乡民会作妖，那天在商社门口的大杀四方，已经吓破了他们的胆。
眼看八月了，也到了下半年种红薯土豆的时候，涿鹿山中，还有周围相熟的山村，都翻了地，施了肥，就等着种了，此地却还在争执不下，要是误了农时，可就误了一季的收成，红薯土豆的推广，且得等到明年去了，如此一来，赚钱也会受到影响。
这还不算大事，耽搁半年而已，更令志文烦恼的，是尚在良田屯堡之时，马二给他带来的消息，那就是范家已经派人去大同，义务地替涿鹿商社广为宣扬这两种高产的粮食。
志文对其中猫腻不太清楚，初时还挺高兴，这是好事儿，在马二解释后，才知道范家包藏祸心，涿鹿山一带是大明皇室代王的地皮，他们这是要把代王这头狼给引过来啊。
大明的这些藩王，大都贪婪无比，这一代的代王尤甚，对于土地、财富，有种病态的迷恋，整个三晋大地，代王、晋王两府，差不多占据了一半的土地。
即便如此，代王仍不满足，又与范家这样的巨商勾结，通过他们，大肆将自己手中能掌控的粮食、青盐、精铁等朝廷禁品贩卖到草原、辽东，从中牟取暴利，却丝毫不管此举会给自己的家国带来什么影响。
说起来志文他们在涿鹿山种地，多少还是受了些代王的恩惠，皇亲名下的地，是不用上缴朝廷田赋的，当然，涿鹿山地处偏僻，又是匪窝，没哪个衙役帮闲敢去收，但大山中的其他村落，就没少受胥吏们的荼毒，朝廷的田赋不用缴，但是本地官府的火耗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