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关乎数百万农民的利益，粮票交割自然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性。
但这笔钱是用赋税做抵押的，官府照样可能抵赖，因此他们找到晏湲作保。并且将他们的风险直接绑定在藩引上，绑定在粮票和盐票上。
他们要求晏湲给他们印一笔水火钱，他们用金银铜钱换取藩引交给晏湲。
所谓水火钱，全名“水火不到钱”，指的是换界时候，一些到期的旧钱引并不会来换新钱引。官府每年印的钱引是有数量的，因此到期的数量是可以查到的，但每年都有一些旧钱不来换新，通常被认为是因为水火灾害，这些钱消失了。所以没来换的部分，叫做水火钱。
这笔钱就是官府多印出来，可以自己留着花的余钱了。晏湲给他们的印的水火钱，是五年后换界的钱。如果五年后官府赖账，不还他们的本息，这笔水火钱也到期了，他们就可以在民间抛售藩引换钱。
事实上，他们的风险是跟藩引绑定，藩引又跟千千万万老百姓绑定，只要老百姓肯用，官府不废除藩引，这笔到期的水火钱，就能让他们收回本钱。
这种扬州盐商们商量出的办法，晏湲跟吕颐浩商量之后接受了。吕颐浩没想过赖账，至少当前没有赖账的打算。至于以后会不会赖账，吕颐浩自己也不确定，必定权力更倾向于不约束自己。当年李纲要杀张邦昌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还会有一个刘豫，权力的每一次任性，其实都是在断自己的路。杀了张邦昌这个主动把皇位归还赵氏的文官，刘豫就不敢向赵氏投降了。
于是一笔一千万贯的官债就这样完成了。
晏湲印了一千万贯时间为五年后的水火钱给盐商集团，盐商们从市场上收购盐票、粮票，以及大量现金，交给吕颐浩的都督府，债息为五分。他们会亏吗？不会，他们继续转嫁风险，将债券拆开发卖。他们做的可比李慢侯狠多了，李慢侯在发盐债的时候，分拆的可是一万贯一张，只让大商人来做这么买卖，承担这笔风险。
盐商们却分拆到了五贯以下，显然面对的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这回倒不是让老百姓来制衡官府，纯粹是一笔买卖。
他们将官府给他们的水火钱，作为凭据，发卖给一个个老百姓。告诉他们，手持这种水火钱，凭票按月找他们领利息，他们卖给吕颐浩的债券利息是五分，给老百姓分三分，自己留了两分。但却等于一转手一分钱都没出，单凭组织摊销，白得两分利息，而且一次性计提了出来。一倒手，净赚二十万贯。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持五年后到期的水火钱，每月可以领利息，五年后可以还本，而且就算官府不还本，水火钱也能用啊。所以老百姓也愿意接受，有点闲钱的，禁不住一个盐铺掌柜、伙计的推销，反正也没多少钱，于是一贯、两贯的也就有人买了。
盐商采用这种手段，也跟他们的经营状况有关。由于李慢侯改了盐法，产销不限，导致大量过去那种总商性质，靠垄断包卖发家的盐商不适应，许多都做亏了，甚至破产。但一些适应的盐商，却迅速崛起。这些盐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规模特别大。大多数人有自己的船队，运销迅速，快速变现，快速回本，周转非常快。很多人有自己的铺子，直接面向客户，一次性采购成百上千石食盐，发到一家家铺子里，薄利多销。更有自己制盐，自己销售的。
最顶尖的大盐商，打通了产销一条龙产业链，自己的盐场，自己的盐船，自己的盐铺，除了给官府交税之外，整条产业链的利益都在自己手里，极力压低盐价，打击竞争对手。
因为面向消费者，所以他们摊销的对象，也瞄准了普通消费者。就将债券拆分开来，一贯一贯的去卖。没有实物债券，就是一张张水火钱，票面略低于老百姓给的现金。一斛米在扬州价值一贯五百到两贯钱之间，盐商收两贯钱，给一斛米票水火钱。盐票也类似，因为还要考虑将来收回来呢，官府可是要求将来要回收的。否则一千万贯水火钱流入市场，那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