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复社组织在这一世，仍然存在的话，那么这一次，吏部把这么多出身江南士林的名士，一股脑地安排到陕北以及三边之地任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或许，在吏部的这个方案本身还在酝酿过程中的时候，就会被朝中那些出身江南士林的官员们，群起而攻，指控为党同伐异的党争恶行了。
但是这一世，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朝中的东林党大佬们，早就靠边站了。
有限的几个前东林党外围人物，比如崇祯四年春闱副总裁官之一礼部左侍郎何如宠，也早猜透了崇祯皇帝对待东林党人的真实态度。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在党争中死难的东林党人评价很高，不仅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而且也给了他们很多死后的哀荣。
只是这些前东林党大臣们死后在崇祯朝的哀荣备至，对于眼下还活着的东林党人却毫无作用。
一来，前东林党人死后的哀荣，根本改变不了，也动摇不了崇祯皇帝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法分化和贬斥活着的那些东林党人的决心。
不仅在朝的那些前东林党骨干大臣们被陆续贬斥了，比如郑三俊、钱象坤、高宏图、钱谦益等人；
而且天启年间尤其是天启末年辞官归隐或者丢官罢职的那些前东林党大臣，也没有被起复任用，比如在士林清流之中德高望重的韩鑛、孙慎行等等。
二来，不管崇祯皇帝如何高度评价已经死掉了的那些东林党大臣，也都改变不了崇祯皇帝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进一步将前东林党人的外围或者影响边缘化的做法。
比如，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甚至包括史可法等人，一个个打发出去任职，而且还是越远越好。
崇祯皇帝的这个做法，当然与天启年间阉党对待东林党大臣的血腥手段截然不同。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也让朝野之间的东林党分子和读书人们，没有办法真正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因为过去的时候，尤其是在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总是以大义名分来批评皇帝，指摘朝政，让天启皇帝和非东林党的大臣们，处在了一个道义上十分不利的位置。
然而现在，站在大义名分一边的，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却是当今的崇祯皇帝。
当崇祯皇帝亲自站出来以大义名分为旗号，或者贬斥或者分化朝野东林党人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对抗的资本。
比如这一次，这些出身江南士林的读书人们，既然考取了举人或者贡生，到北京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会试，那就意味着你要为朝廷效力，要为皇帝效力了。
如今皇帝在殿试之后，亲自录取了你，并将大明朝一个县的百姓，或者说一个州府的司法职责交给了你，让你负责，这算不算是皇恩浩荡？！
你要是敢挑肥拣瘦拈轻怕重，穷的地方不想去，偏的地方不想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新科进士一旦这么做了，就等于立刻丧失了大义名分，立刻就在道义上落入千夫所指的局面。
那么在明朝的历史上有没有那种对于朝廷分配的官职不感兴趣不愿意去从而拒绝接受辞官不就的呢？
当然有了，比如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也有很多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同路人都是这么做的。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或者能与忠君相媲美的道义出发点。
这就是孝道。
刘宗周就是以老母有病，需要回家侍候老母为借口辞官不就的。
而这个完美的借口，也成了很多臣子拒绝朝廷许多任命的最佳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们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孔子的原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大概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时候，君子就出去当官，辅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当国家政治黑暗，君主背弃大道的时候，君子可以退隐江湖，等待时机。
这样一个天然的借口，曾经是天启年间许多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同路人们，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风向性的崇祯四年新科进士分配方案，没怎么经过朝野之间的充分讨论，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极殿大朝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些身在京师位居中枢的前东林党同路人